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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作介紹
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新竹縣新埔鎮人。日據時期臺北師範學校畢業。臺灣光復前曾任臺灣公學校教論、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光復後曾任新生報記者、民報編輯、省社會處專員、大同高工職校教師、機器事業公會職員等職務。
重要的著作有「亞細亞的孤兒」、「功狗」、「波茨坦科長」、「南京雜感」、「黎明前的臺灣」、「臺灣文藝與我」，（以上合為《吳濁流全集》，張良澤編，遠景出版社出版）。「無花果」、「臺灣連翹」。
吳濁流對臺灣文學的另一重要貢獻，是1964年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並主編1-53期，直到他去世。這份刊物至今成為大多數臺灣作家的傳統精神堡壘。
《台灣連翹》是吳濁流先生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1975年以日文寫成，原稿存放於小說家鍾肇政先生處，其中1-8章曾中譯發表於吳老自己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但是吳老遺言，其餘部分須待後10年或20年才能發表。後來，第9-14章，由鐘肇政先生完整譯出，次第刊登於1986年創刊的『台灣新文化』雜誌。『台灣新文化』雜誌也因為刊載此文，被連續查禁……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
陳嘉農先生於此書的作評時說：
在死滅了的中國的另一邊，也有一些讀書人掙脫了統治者的陰影，揚棄了古老腐朽的世界，那確實需要勇壯的心懷。只是，他們仍幻想著中國能夠依照他們的意志去改造，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屬於人民的版圖。他們總是寄望海峽兩岸被壓迫者，能夠攜手共同建立一塊樂土。他們以著感性的字句、飛揚的辭彙，為台灣子弟描繪一幅藍圖。彷彿那遠景，已近在眼前。他們並不知道，那幅遠景僅是一塊布景，既不符合現實的台灣，也不符合現實的中國。他們也不曾意識到，生活在台灣的知識份子，與誕生在中國的讀書人，對於樂土的要求並沒有相通的內容。台灣的命運，將依賴島上所擁有的智慧、思考能力來解決。島嶼的願望，不是外人能夠體會的。同樣的，海峽對岸的知識份子，也將依照他們自己的願望，付出他們自己的血與淚，去追求他們自己構思的國度。倘若他們有著傷痛，那絕對不是台灣知識份子能夠分担與療癒的。吳老的作品為我們指出，台灣知識份子想像裡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是全然不同的。
陳嘉農，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10
阿九執政全台皆衰、民不聊生，抗暴的群眾中還是出現資深老邁的白鬚菁英，此與70年前的台灣有何不同？
我懷念他從前的身影，懷念他緩緩消失在台北街頭人羣中的蒼蒼白髮。也就在懷念加深之際，我對自己年少時的孟浪分外覺得後悔。然則，許多年輕的台灣子弟不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嗎？像我們的島嶼那樣，方位被弄歪了，歷史也傾斜了。但是，經過幾番轉折，又終於認清了方向，迎濤前進。倘若我們註定要穿越多重的轉折，這也無妨。撥雲見日後的那份決意，當如北半球的海洋，那麼壯闊，那麼雄偉。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13
日軍派到台灣接收清朝放棄的台灣，初期的殖民恐怖統治，既直接又殘酷。
如前所述，我是1900年，在日本佔據台灣的第五年出生的。在鄉村，雖然是如我前文所描述的情形，但是，怕日本人卻如怕鬼一樣。說到警察或黃頭兵，連哭泣的孩子也會止哭。離開我家兩公里左右的地方，有派出所。駐在巡查只有一個日本人。那日本巡查，由保正領路，每個月有一次或兩次的戶口調查。巡查佩著劍，孩子們見了，都怕得躲起來。連大人都戰戰兢兢的。為什麼這樣害怕呢？因為台灣人在被佔後嘗到了很多可怕的殘殺的緣故。
1897年至1902年的五年間，被指為土匪而遭逮捕的有8030人，遭殘殺的有3473人。1902年的大彈壓中被捕而處死的有539人，臨機處分，亦即被誘殺的有4042人。1895年佔據台灣以後，到1897年的約三年間，雖然不曾統計被殺的人數，數字上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吧。以上所列的殘殺土匪的數字，是載在日本的勁草書房出版的「日本法和亞細亞」一書中的第260頁上。
我們鄰村有一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因此，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將當土匪拿辦。有一天，阿魁終於被逮捕，要綁在村郊的土地公祠邊的大樹槍殺，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滿面鮮血的阿魁的臉實在慘不忍睹。日本兵又連續砍了二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起來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
總而言之，我是生在外族的統治下，由於自小就時常在恐怖中長大，因而性格懦弱，說得嚴重些，連跳蚤的睪丸那麼小的膽子都沒有.應付日本憲警，經常是二重人格，絕不講真心話。不能講的話不能說出口，心內經常很不愉快。這可以說是殖民地人的習性吧。但是，在台灣人之前，則彼此大鳴不平。這種不爭氣的性格，不論到什麼時候都無法剷除，內心經常都是充滿著不平和不滿。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18-20
為了能安穩過日子，台灣仍然選擇歸順與忍耐。
我非常懦弱而沒有男子氣概，這一點和現在的青年是一樣的。但是，卻靠這個懦弱的福，平安地在日本的統治下生存。如果稍有青年的血氣，積極地參加活動，大概免不了身繫囹圄吧。 所以能安然無事，得力於懦弱性格的地方實在不少。我雖然對一切的事抱著不平和不滿，卻沒有把它發散出來，更沒有付諸行動。為甚麼會變成這種性格呢？那是有原因的。我在小時候，幼小的心裡，不僅聽了很多對日本人或日本憲警會產生恐怖的事件，也親眼見過。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22
看到國民黨中有許多官員不相信台灣人民，以擁有美國綠卡為護身符為榮，一國之首的阿九亦然，而台灣人只能甘心一再的受外來族群的強暴，這種心態就可以瞭解國民黨據台之時，台灣人要保命反而強迫被阿山強暴的女人要嫁給阿山為妻妾，以取得「苟活」。
「臺灣是一個孤島，周圍都被海包圍著，想逃也逃不出去。我們完全和籠中的鳥一樣，並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殺死，是我們可悲的命運。志宏，你長大了，一定要以『明哲保身』為第一，絕不能因一時的憤怒而衝動起來。無論如何都得隱忍自重。一時的憤怒或慷慨是任何都會的，永遠的堅忍自重就非大丈夫做不到。處世上，對這一點非常好好了解不可。乘一時的血氣行事，不僅會招來自滅，也會連累族人。你還沒出生時，第二房的水德跑到涼傘頂去，參加抗日，事之後這事被知道了，祖屋被焚，我被傳去差一點送掉一命。所幸我們家的祖先積德，托他們的餘蔭，救了一命。志宏，反正已經變成日本人的天下了，只要照他們的要求繳納重稅，以後便做自己喜歡的事，這世間還是可以過得很快樂的。要像你們的父親，不想多餘的事，專心賺錢，在日本人的天下，也可以快樂地生活的。」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4~25
阿九執政的親中行為，表現出其內心的傲慢與不顧一切的行為，阿扁心軟成為階下之囚，中國黨只要抓住權利就會大膽去消滅異己，台灣此時建國無望，能繼續維持民主、自由、法治的某種程度就謝天謝地，故當時…
徬徨中，對人生的煩悶便抬頭了，對人生問題所抱的疑問，比自由平等的要求更為強烈。結果便抱持著逃避的思想和懷疑的思想。由於逃避的思想和懷疑的思想強烈地支配著我，所以沒有加入那時組成的文化協會。但是，並非完全不關心，對於不能積極行動的我，所有人來勸誘，也許加入了組織。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過於偏僻的地方，書籍之外，沒有朋友，在思想上我是孤單的。這時候，老莊哲學不知何時潛入我的頭腦，痲痺了我的神經。並不是因它才能安心定命，老莊哲學只不過是一時的鴉片罷了。神經雖然麻痺些許，我的年輕的血液經常在沸騰。在沒有刺激的鄉間，始終得不到躍出表面的機會，而潛伏在意識中而已。沒有辦法，只有全力放在教育上，暫時忘卻自己。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47
台灣人受到中國血統、法統、正統三統的侵蝕太深，故阿九佔了上風，台灣人之西瓜效應可以普及到日本治台，國民黨據台到現在的阿九執政反台。
世界大戰中，鍾日光被捧上了汕頭市警察局長的高位，做為一個軍事偵探，為日本軍盡了不少力，為日本立了很多功勞。但是，另一面，則是比日本人更惡毒地欺凌我們的同胞，在大陸留下了很多的罪惡。
我只是聽了人家的傳言，並沒有確實的資料。他確是忠實正直的漢奸第一號，但是，在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他那富於煽惑性的性格，使他巧妙地越過了殺滅漢奸的死亡線，安全地回到台灣來。但是，台灣島上，也有想向他報復的人在等著。他潛伏在臺北市內，逃過報復者的注意，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他剛從大陸回來的時候，一時傳說他在汕頭受到當地人的報復，變成了瞎子，後來才曉得，這不過是偽裝的的煙幕而已。在228事件發生以前，誰也不知道他躲在那裏。228事件後，做了警務處的專員，當刑事顧問，服務了一段時期，在公開場面他也絕對不露面，因此我沒見過他。總之，他所住的地方，是絕對的保密，誰也不知道。二、三年前，聽說他自縊死了。他的妻子也追隨其後自殺了。聽蔡君說，他在大陸上，親自拔出軍刀，斬了兩名重慶派來的間諜。間諜臨死時罵他說：做了鬼也要砍了你這民族的敵人的頭。以後，聽說她的妻子看見過兩個沒有頭的男人，追到他的宿舍來。也許他們兩夫婦是不堪良心的苛責而自己早些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吧。蔡君對我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蔡君是我的同窗，他是鍾日光青少年時代的好朋友。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54~55
無知愚昧的人可以自然的接受他人的侮辱，看起來好像很幸福，卻是連一隻螞蟻皆不值得活存的人種。
早晚我總會有非辭掉教員不可的時候吧。那時候，該做什麼？晴耕雨讀，世間要怎樣，管他呢！那些讀夜學的女生們只懂得工作，不會發不平之言。，日本帝國主義無論怎樣榨取，日本人無論如何跋扈，姑娘們因為不懂，也就不會氣憤。例如，當面被罵「清國奴」，姑娘們因為不知道它的意思，也就不會有被奚落的感覺。殖民地的人，無知也許反而是幸福的。如我具有「半桶水」的學問，反而種下了煩惱的種子，不平不滿經常不能消，真想娶個夜校生這樣的女子，做個農夫。但是住在鴨母坑的農人的事立刻浮上腦際。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66
霧社事件的發生，依我個人所知，是一種毫無智慧的自我毀滅行為，台灣人要建國，不可效法如此作為。
我在樸素的農村愉快地過著平凡無為的生活時，突然發生了霧社事件（1930年10月）。台中山地的高山族泰雅族所住的霧社，約有400名的高山族，襲擊將要開運動會的學校，斬殺了136名日本人，我的安逸的夢，被這可怕的事件擊破了。遺忘了的異民族統治的桎梏，又在我的心中投下了暗影。
酋長莫那魯道一族的英勇的抵抗是驚人的，女人為了激勵丈夫或兒子先犧牲了，無法鎮壓的愚劣的日本官憲，最後使用毒瓦斯，把敵對的番人全部毒死了。最卑劣的是，對殘存無抵抗的番民，煽動不同族的番人去偷襲他們。這樣還不滿足，又把活著的十四歲以上的同族人全部處死。但是，仍然有十四歲以上的人三個逃開了災難，兩個患有黑水病垂死的人，竟然沒死，一個是出外到平地不在場而撿了一命。這事件中，師範畢業的花岡一郎，知道日本的軍備，在無法抑壓的心情下，和同族人一同抵抗，走上了一族全滅的命運。想起花岡的行動和祖父的教訓，我迫使自己對決，我的民族感情和理性，無論如何無法取得一致。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83~84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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