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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國民黨對付中國共產黨敗得一塌塗地，到台灣卻很勇猛，一方面得到台灣人血統、法統、正統祖國情懷的妄想，另方面，殘餘軍力對抗無武裝力量的台灣人，的確綽綽有餘。
由於共軍以破竹之勢南下，大陸上的那些機會主義者、政客，以及上海的富翁們大起恐慌，猛向臺灣擠，因而在臺灣激起了房屋買賣的全盛狀況。那些光復後從鄉下跑到台北來的本省人便相反，回流到鄉下去。
來自大陸的難民，從上海、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等地陸續渡海而來、人數日有增加、數目幾乎不可數計。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32~233
陳誠就位後，自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並任命二二八事件時，在高雄以要塞砲濫轟市民，建立功勳的彭孟緝為副總司令。此外，他還自兼台灣省黨部主任，一手掌握了政、黨、軍三個大權。他的鐵血政策便是這樣展開的。他徹底地的檢舉了「紅的」、他的口號是「錯百不能漏一」，即錯殺了一百個人，也不能讓一個共產黨員跑掉。這個政策，真是夠恐怖的。萬一被懷疑是「紅的」，便無可倖免，而如果有人反對他的政策，也被認為是「紅的」。五權分立的憲法，只剩下一權。堅守「排除異己」的立場，對反對者決不寬貸，一律貼上紅色標籤。
這正是「以毒攻毒」「以夷攘夷」的中國傳統邊疆政策，讓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已收漁翁之利。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33~234
陳誠為了抑制土著勢力，採收了兩種政策。前述的「以毒攻毒」是其一，另一是「耕者有其田」，即用三七五減租，以圖打倒土著勢力，原來，三民主義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是應該和「節制資本」一併施行的。兩者一如車子的雙軸，缺一不可。因耕者有其田，表面上自耕農增加了，可是農民的實際收入並未增加。地租、水租都必須用穀子來繳，連肥料也必需用穀子來換。這交換比率是肥料一斤比穀子兩斤半。戰前，只要賣出一斤穀子，便可以買回兩斤半硫安的。換一種說法，肥料的價格比戰前高了6.25倍。而稅有「應繳田賦實物」「附徵教育經費」「隨賦徵購」等，全部都必須繳穀，而穀價則是「公定價格」，低廉時，以總物價指數為一百，則米價僅及42.7，且有朝三暮四的狀況。農人即使成為自耕農，生活也不可能豐裕些。今日農村的窮困，便是二十幾年前這種政策所累積下來的，絕不是忽然惡化的。對土著資本，陳誠只給予一擊，便連中產階級都直不起腰枝來。趁這空隙，浙江財閥插手進來，囤積物資，大批買進房地產，於是通貨膨脹更成了火上加油之勢。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36~237
入了六月份，更大的金融風暴又發生，此即幣制改革，以一元新台幣來換四萬舊台幣。人們蒙受的損失真是不可數計，本省人幾乎個個被剝個精光。這便是陳誠主席的二大改革：「耕者有其田」、與「幣制改革」。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237
吳國楨是有遠見的台灣省主席，具有民主精神要與台灣人共同治台，終於亡命美國。
吳國禎在出任台灣省主席以前，就以總裁判辦公室的顧問身分偷偷地來臺。不用說，陳誠一直被蒙在鼓裡。吳國禎走遍了臺灣全島，探求民意，在秘密裏調查二二八事件後民心離開政府的原因。
結論是確認了半山們從大陸回來，為了私利私欲而出賣本省人，以求得高官厚祿。
吳國楨就任臺灣省主席後，立刻把二二八事件時僥倖從生命危險裏逃出來的蔣渭川、彭德兩人啟用為民政及建設兩廳廳長。其它省府委員及廳長也啟用土著的本省人，還把吳三連安置在台北市長的位置上。半山則一個也未用。於是半山們拼命地運用了一切奸策與宣傳手段，企圖打倒土著勢力。諸如：本省人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與祖國敵對了，還引用過去那些御用紳士的實例，展開攻擊。陳誠不用說是不高興吳國楨的登台，半山們便利用陳誠的勢力，以為打倒土著新人的靠山。攻擊的箭頭，首先集中在蔣渭川和彭德身上。結果，兩人都從廳長寶座給移到行政院的閒職上。吳國禎仍然不屈，啟用楊肇嘉為下一任民政廳長。
李萬居雖然也是半山，卻靠到吳國禎這邊，協助他推動自由民權政治的施行，奮鬥不息，也主動地向半山派巨頭游彌堅、劉啓光、黃朝琴、連震東、林頂立、王民寧、陳尚文等提勸告。他說：大家都是本省人，兄弟鬩牆，是愚不可及，也有損國際觀瞻，可是半山們熱衷於自己的利益，根本沒有人願意聽這種話。李萬居不得不死心，便從半山的行列悄悄地脫離開來，投注畢生心力於自由民權運動，但未得志。李氏不愧是留學法國的，到死都不曾停止為自由民權而大聲疾呼，透過公論報，以堂堂言論戰鬥到底，確乎是一名鬥士。他對接踵而來的陷害與逼迫，始終不肯屈服，直到力竭聲嘶身殉為止。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42~243
雷震說出真話也不可以，「自由中國」與公論報皆被腰斬。
當雷震發表樹立新黨的宗旨時，在野政客紛紛響應，一時如燎原之火。首先有在野巨頭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吳三連、高玉樹、楊金虎等參加。他們在各地開座談會，將紀錄發表在公論報上。『自由中國』也疾呼新黨成立的必要，雜誌因而到處風行，暢銷不已。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248
雷震的突然被逮捕事件，對言論界的影響既深且鉅。親美派不用說，宣揚自由民主的筆陣好像被閹割去勢，從此偃旗息鼓了。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250
世事變幻莫測，陳誠得意的「三七五減租」政策，把臺灣全島約達十萬的土著地主的土地拿下來，成立了四大公司，可是在他任期間即已變質，幾乎成了五、六十個日本時代御用紳士的家族公司。報紙上他被稱為清廉將軍，其實他的弟弟起出當土地銀行的總經理，目前是台灣銀行的董事長。由此可見，他和浙江財閥還是有一脈相通之處，則空有清廉之名，似仍未忘情於與銀行之關係。他們孤守「不變應萬變」之策，移來臺灣後依然墨守大陸時代的政策，終究是「獨裁無能、民主無望」。
吳濁流著，鐘肇政譯，1994，《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前衛，台北，pp.256~257
結論：
柔性革命就是街頭運動，宣講與苦行，把台灣的聲音傳到國際；剛性革命就是自焚、肉身打鬥到武力戰鬥，街頭運動與絕食苦行加上自焚，皆無法憾動阿九的良心，台灣人就只好武鬥，現在有多少人會武鬥？
失業人口到達2百萬之時，大概會比較勇敢出來打仗吧？
朝拜台灣聖山好了，我們用「228信仰」來做為台灣人反暴政力量，較有可行性。
（全文完，撰於200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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