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族與漢人移民
台灣有史的門扉被敲開以前,台灣是屬於馬來‧印尼西安系原始族的「原始台灣」,擁有特有種族系統與文化系統的原始族,就是台灣最初的主人。但自從台灣有史之後,原始族竟遭漢人移民,及荷蘭‧滿清‧日本‧蔣家中國人等外來統治者的殲滅性侵佔與打壓,大部都被驅逐於山谷狹地,或遭漢人移民混血同化,到今天,被視為其後裔的原住民系台灣人,人口僅存四十餘萬人。
公元十七世紀初,重商主義(初期資本主義)的荷蘭人,為了在台灣產糖外銷(日本‧歐洲)謀利,乃從台灣對岸的中國大陸沿海地區,找來富於農耕經驗並能吃苦的漢人農民,當為開疆闢地的勞動力。荷蘭人為了大批羅致奴隸移民,乃從印尼派來漢人頭目蘇鳴崗。由於蘇鳴崗出身福建泉州,所以當時的漳泉二州農民,就趁其同鄉之誼,而賣身於荷蘭人,大批被擠裝於荷蘭的大划船往航台灣。此外,有個別的流亡農民,自力冒險偷渡外洋而到達台灣的漢人日益增多。因此,在荷蘭統治三十八年間,由大陸移民台灣的漢人都以漳泉二州的「福佬族」為主流,其人口約有十萬人,這成為四百年來台灣人口均由漳泉二州福佬人居多數的起點。
此時,一向稱霸於台灣海峽的海盜商人鄭芝龍,亦是泉州南安出身,所以其子鄭成功佔領台灣(一六六一年)後,移民來台的漢人仍以漳州泉州的破產農民為主流。但是,鄭氏原本與潮汕地方的「客家族」海上勢力結有私仇,所以鄭氏據台二十三年間,客家族移民來台只有少數。
一六八三年,清朝海將施琅佔據台灣,滿清朝廷看台灣為「荒服地」(中國本土之外的蠻夷之地),即以杜絕流亡漢人罪犯群集台灣為藉口,反比明朝更加嚴厲的禁止漢人移民台澎兩地。此時,原屬鄭芝龍部屬的施琅,記起與客家族的舊仇,乃在禁止移民條文「台灣編查流寓則例」中,添上「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一條,這又成為廣東客家族來台的一大障礙。
因此,客家族移民來台,在大勢上遂遲於福佬族一百餘年。然而,中國當時正在兵亂與大旱之中,經濟崩潰、破產農民充滿各地,所以僅以一道官方禁令,無法中止福佬族為求生存而出海冒險的移民潮。當然客家族也不能例外,只是移民來台者少於福佬族而已。「康熙二十五、六年廣東嘉應州移民隨之而至」。
滿清統台二一三年,乾隆‧嘉慶的四、五十年間(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移民熱潮最盛,清末劉銘傳調查(一八九三年),台灣總人口約有二五○萬人。
根據日本「台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三十:一九二六年(昭和六年),台灣總人口當中,漢人系台灣人人口有三七五萬餘人,其中,福佬族人口三一二萬人(佔漢人總人口的八四%),廣東客家族人口有五九萬餘人(漢人系人口的一六%)。這個福佬‧客家‧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大體上,成為日據時代與蔣派國民黨時代的標準比例。
二、分類械鬥
原在中國本土,尤其福建地區,百姓常有以同族‧同姓單位而搞起集團私鬥的陋習甚盛,這所謂「分類械鬥」。「閩中漳泉,民多聚族居,同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眾械鬥,必斃數名」。
從華南沿海移住台灣的漢人農民及其後裔,由於出身地不同,來台時期不同,到達地點也不相同。到台灣後也各孤立的割據一方,而且為了抵禦大自官方暴政及原住民襲擊,小至天災地變或毒蛇害蟲的禍害,必須緊密的連繫同族或同姓,築成所謂「莊堡(角頭)團結」。這種小地區的小團結,竟成孤立自己與排擠異己的很大偏向,終於繼承中國本土的「分類械鬥」方式,舉族或舉姓相寇讎相決鬥得不能自拔。「以鄉鬥者,如兩鄉相鬥,地劃東西,近東者助東,近西者助西,其牽引曾在數十鄉」。
分類械鬥在台灣,以福佬族與客家族的反目對立為最,但在福佬族中漳‧泉二州亦因小事動輒搞起大鬥爭。尚有以漳‧客二族聯繫合敵泉族‧或以泉‧客聯合敵漳族,甚至把原住民亦夾進而錯綜交戰。
如上所述,福佬族來得早,人口亦佔壓倒多數,所以福佬族勢大,佔據水豐沃土地區,經濟水準較高。然而,客家族則定居地區偏於山間僻地,生活貧窮。因此,兩族如有爭執,福佬族常佔上風,往往施加所謂「多數橫暴」,客家族吃虧得多。在這形勢下,客家族為了抗拒內部欺壓,往往與外來統治者通款合作,即以遠交近攻策略對付福佬族。這成為外來統治下的封建時期,台灣百姓分裂不團結的主要禍根。「台灣一郡,其民‧閩漳泉二州,粵之近海者徃。閩人佔居瀕海平曠之地,粵人近山居,誘番得地闢之。故閩富而狡,粵強而悍,其村落,閩曰閩莊,粵曰粵莊,閩呼粵為客,分積氣類而不能相,動輒聚眾持械而鬥。平居亦閩客錯處者,鬥時各依其類,閩粵鬥時泉漳合,泉漳鬥時,粵即伺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易動」。
「分而治之」乃是荷‧清‧日‧蔣等外來統治者的慣用手段,尤其滿清據台時,對於不服從者或起義者稱之「匪徒」,相反的對於順服靠攏官方者獎為「義民」。「以土著破土著,尚不足用乎」。這種分裂離間的政治政策,使福佬‧客家兩族的反目械鬥更趨深刻化。
三、本地反唐山
經過荷蘭‧鄭氏統治時期,在滿清統台二一三年間,漢人開拓者的社會構造與經濟生活與大陸漢人的傳統社會開始隔絕,差距日益增大。而且,滿清朝廷派來的官‧兵及大地主‧大商人等漢人統治階級(穿靴階級)‧與自力逃亡來台的漢人農民(赤腳階級),二者來台管道不同,抵達台灣後的社會勢力層階完全不同,所以,當統治階級施加非人道的壓迫掠奪時,雙方產生熾烈且長期的武裝鬥爭。由於本地定住漢人對於不定住大陸漢人統治者的揭竿起義此起彼落,久而久之,雙方的仇恨心理更加深刻化。
因此,雖說同是漢人,但是被統治的「本地漢人」,與統治者的「唐山漢人」,均截然分為兩陣營而搞起所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抗爭。在這階段,全體台灣住民與外來統治者的全面對立與抗爭,導致台灣社會內部舊有的族群間反目械鬥心理,起了不少的緩和作用。
四、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
一八九五年滿清政府把台灣割讓於日本帝國,之後,日本政府隨即在一八九七年,把當時的台灣本地人(原住民系及漢人系),一律編入日本國籍,依此日本籍民「台灣人」產生。從此,所謂「台灣人」,就是原住民系台灣人及其祖先從大陸移民來台定住漢人及其後裔,且具有日本國籍者之稱。依此為起點,「台灣」與「中國」乃處於更加隔絕的社會狀態,雙方來往稀少,在意識上,終於彼此皆視對方為異邦。
日本政府從其本國利益出發,很快就把台灣「資本主義化」「近代化」「世界文明化」。這成為「傳統的本地人社會」,準備形成「民族」的基本條件。從此台灣資本主義迅速發達,生產擴大,商品流通全島,隨著全島住民(無論福佬族‧客家族及原住民族)都解開舊時的孤立性‧封閉性而廣泛來往接觸,交通通信等文明利器發達,文化科學茁壯,教育水準空前提高,並以政治命運共同與經濟利害共同(殖民地命運共同)為基礎,因而產生「咱攏番薯仔」的同胞意識。
這種台灣社會的近代發展,大為降低既往的封建性‧地方莊堡角頭性的族群意識界線,而以福佬‧客家‧原住民三族群為社會基礎,形成了「台灣民族」。並且,據於反抗日帝的殖民統治,「台灣民族主義」亦茁壯產生。
五、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
一九四五年,蔣派國民黨,趁機佔領台灣後,對台灣施以新舊兼並的殖民統治。蔣派中華民國即以:
1.反動‧侵略‧殖民統治的「中華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的靈魂)
2.中國傳統的腐敗「官僚主義」
3.中國軍閥式六○萬軍隊
4.仿效蘇共與納粹的「特務組織」
5.叛逆台灣的台灣人買辦份子「半山」
來殖民統治台灣‧台灣人
在蔣家國民黨軍閥的‧特務的外來殖民「體制」下,台灣對於其不人道的恐怖獨裁殖民統治,則以進步‧革命‧反殖民的「台灣民族主義」為最高指導理念,半世紀來從事全面性(海外與島內)反殖民地鬥爭。以期達成祖先傳統的「出頭天做主人」,實現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之「台灣民主共和國」,進而努力於實現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的終極目標。
所謂「台灣民族主義」,即是:
「台灣人關心台灣的前途與利益
政治上,要建立台灣獨立國家
經濟上,要建設台灣國民經濟
文化上,要發展台灣固有文化
的思想與行動」。
「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人的靈魂,台灣革命的最高理念,敵我界線的準繩,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幟旗,更是台灣人「全民團結」的象徵性旗號。
因此,台灣目前的社會矛盾,即是:
進步的‧革命的‧反殖民的「台灣民族主義」(包括福佬族群意識‧客家族群意識‧原住民族群意識)對抗反動的‧侵略的‧殖民統的「中華民族主義」(包括浙江族群‧福建族群‧廣東族群……及蔣家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六、台灣三大族群的大團結大統一
蔣家國民黨殂民體制施加「二二八大屠殺」與「恐怖政策」,迫使台灣人再次起來從事「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鬥爭。蔣家國民黨為了遂行無法無天的殖民恐怖統治,用盡心機施行「分化政策」,導致台灣分類反目意識借屍還魂再次抬頭。
因此,台灣獨立建國事業當前的急務,誠是台灣三大族群(福佬‧客家‧原住民),記取「台灣人出頭天做主人」的大義,必須努力化解族群間的分歧與反目,在「台灣民族主義」旗幟下實現大團結,才能戰勝勢力仍大的蔣派國民黨外來統治,並克服中國共產黨侵略野心,而實現台灣人共同的理想目標。
關於三大族群的大團結,必須透過具體性的談判‧協商,不能流於空洞的口號。因此,在思想上‧社會上,必須以行動實施以下各項目:
(一) 政治上,台灣國的立法機關,在憲法必須明記:
1.設立上院(參議院)與下院(眾議院)
2.下院是經過普通選舉產生,依總人口比例選出下院議員
3.上院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狀況,為了均衡族群間的政治權力,同時促進大團結,應以相互謙讓的精神,展開族群比例協商,規定上院議員不得由單一族群佔有六○%以上席次。
(二) 經濟上,必須重視農業投資、中小企業投資、勞工政策及失業政策,促進族群間的經濟平等。
(三) 尊重原住民系台灣人的基本人權、固有文化與提高生活水準。
(四) 台灣國的公用語,暫以福佬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協商推出一種代表語言),以及北京語。
(五) 尊重及協助族群以及地方的原貌文化,提高台灣全體的文化水準。
(六) 歡迎並接納在台居住的中國大陸人,認同台灣,愛台灣,同與台灣民族三族群一起努力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台灣共和國」。
值此二二八大革命67周年台殤紀念日,本人以誠懇嚴肅的心情提出以上想法,希望能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全體台灣人共同思考,如何化解島內族群芥蒂,以共攜手實現台灣獨立建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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