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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介紹：
劉重義博士，台南市人，台南一中、清華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進修。
1972年將「哥倫布市台灣同鄉會」公開登記成為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組織，另外，也結合同鄉秘密從事對台灣島內宣傳台獨思想的工作，取得博士學位後搬到華盛頓DC任大學教授。
1982年負責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宣傳部，1984、1986年分別當選美國本部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繼續兼任宣傳部長，並負責學生盟員小組，出版包括第一本留美學生運動史《風起雲湧》。
李逢春博士，專長於政治經濟學及國家發展方面的研究，曾在歐洲與美國學習。在學期間，積極參與海外台灣留學生工作，根據學習經驗，對台灣問題進行分析瞭解。其後，又參與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及台灣國際關係中心等海外台灣人組織，主要負責宣傳方面工作。
劉重義、李逢春，2006，"作者簡介"，《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3。
前言：
台灣要用武裝革命，依現況並不可能，乃軍人的待遇相當優厚。
於中國黨系統發動的反扁，紅衫軍時期有約百萬人上街頭，曾有老軍頭號召軍人政變，並未成功，其原因在於李登輝總統與阿扁總統，能致力於軍隊國家化與軍人領導統御的本土化現象，而人民對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觀念，亦有普遍的提高。
現在阿九執政，想要運用一黨獨大，回到過去的威權時代的一言堂制度，依附中國、弱化台灣的法治公平手段，是一種反改革的方式。
挾中國以自重，相對其等子女皆美國人，自然可彰顯內心「急統」，又不能放心為中國人的事實，如此矛盾的心理現象，於中國黨統治台灣當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統治台灣的利多與特權，是中國黨最熟悉的操作手腕，可是民間不分藍綠的反對聲浪，亦使得阿九執政團隊，有著魚與熊掌、難分難捨的複雜心態。
要擁護馬統幫的中國化呢？還是要捍衛其等在台灣能掌握的政治利益？是阿九執政的「終極統一」的難題。
台灣人唯有否定ROC在台灣的合法地位，亦須要團結一致面對KMT一黨獨大的執政傲慢，運用民意決定一切的合法統治方式。
希望大家能夠容忍不同表述，自由言論的現象，統獨之間的分歧，會因為中國內亂與對台不平等的鴨霸，而讓台灣人有更多的反思機會。
談到主權問題，中國對台灣絕不讓步，國共會談始終是一場失敗的醜惡遊戲。中國人做皇帝的夢不會消失，因為大一統的觀念，挾帶三統（血統、法統、正統）的歷史路徑，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奴才（官員）與奴隸（人民）必須向領導者（皇上）效命、效忠、輸誠的概念，於漢文的學習中，就有植入行銷的直接力量。
在大一統主義下，天子統治的是「天下」，以自己為中心，帝國無限的擴充、侵略視為當然。「四夷」應該被「教化」，在「五服」的觀念下分等級臣服於天子之下。在這種侵略、擴充的「中國」必須「統一」的觀念下，隨著中華民國攫有台灣，於是從教育上予以「正當化」，先是要無辜的台灣人為他們「光復大陸」，現在又在台灣內部醞釀「赤化」，企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併吞。這就是「前近代」的「統一論」殖民台灣，帶給台灣人民的災難。
到了清末民初，中國人又捏造出一個「中華民族」，再將與黃帝傳說對立的炎帝（神農氏）並列，於是「中華民族」有了始祖，成為「炎黃子孫」。但民國政權沒有王朝的血統可以承襲以證明其正統，因此孫文在三民主義裡的論述，要從黃帝、堯、舜、禹、文、武、周公承襲下來，證明取得法統，是合法政權。後來蔣介石又接踵其後，證明自己的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權。這也充分顯示民國政權的封建性。
劉重義、李逢春，2006，"鄭欽仁推薦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3。
寧靜革命只是假相，換湯不換藥，未能由根本的帝國三統（血統、法統、正統）去做改變，不會達成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要求。
又：「寧靜革命…保留了維護外來政權的假民主真獨裁的官僚體係和法律規章，更包含了中國黨的舊勢力。」作者的看法一針見血，整個官僚體系由中央到地方都被掌控，執政只是表面，不妨說是「綠皮藍骨」，但進一步深究中國黨領導人的本質，則是「赤色的」，說是「青天白日」，但實際上已是「滿地紅」。
舊政權、舊體制也以這一幫人為領導，但這些領導人都是「外省」貪官污吏的第二代，為了奪權，不惜與台灣的強敵中國掛勾，無辜的「外省人」被過去的洗腦與媒體作亂所蒙騙，被「綁樁」成為投票部隊。無知的「本省人」成了幫傭，台奸也已公然登上政治舞台。陳水扁所領導的政府不正如德國的維瑪共和國面對希特勒所領導的民粹？這是進一步值得探討的問題。
劉重義、李逢春，2006，"鄭欽仁推薦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6-7。
台灣革命的作法，有許多方式，現代國家的革命，已經不必然用武裝力量來完成。
依台灣現況主權未定，可以由國際法理、民間外交、網路傳播、組織性的街頭運動，學界的出國遊說、演說，台灣內部的民主講座，必要時的激烈反擊行為來執行，原則上以「二軌」並行，依民意適時做出推動捍衛台灣主權系列的運作，最為重要。
民進黨的領導階層未能匯聚全民參與建設台灣成為新國家的動力，反而自囿於荒謬、反動、踐踏人性尊嚴的「中華民國」體制，致使民主革命的激情無法釋放出創新的社會力，當然，也就難以展現宏偉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氣象。
劉重義、李逢春，2006，"自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9-10。
有幾位朋友覺得「革命」一詞可能嚇壞許多中產階級，其實，這本書的內容指出，從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許多革命都是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學生運動來促成，暴力和流血的程度都很低。重要的是台灣人民要堅定地掌握當家做主的決心和權利，不容許也不必附和任何侵犯和剝奪台灣人民權利的法律規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城，當瘦小的黑人女性Rosa Parks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乘客時，她觸犯了白人制訂的法律，因此被逮捕。然而，這個反抗侵犯和剝奪黑人民權的勇敢行動，卻激發了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年）起來領導1950和1960年代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Rosa Parks在2005年10月以92歲的高齡病逝後，其棺木被移到美國國會，享有和林肯與甘迺迪相同的瞻仰榮譽。
劉重義、李逢春，2006，"自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14-15。
比較左、右派與資產階級革命，其成敗與否的關鍵，在於認知的一致性。
左派革命運動以下階層的民眾為主體，但是其推動者常是較具理想性的上階層人物，因此革命運動領導者和其擁護群之間有最大的階層差距。加上落後社會中的下階層民眾本來就佔絕大多數，這些人皆較缺乏知識、技能和接收消息的機會，故此階層的人物容易受到具有絕對優越地位的領導者操縱，領導者強加其意識型態於群眾的身上，結果容易造成日後專制統治的體制。
在右派的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階層差距最小，因為兩者大多同屬中下階層，這對推展革命運動相當有利。但是領導者經常強調效率高於一切，使他企求統治權威而非平等，此現象容易造成個人魅力式的領導，並造成日後政治上法西斯的威權統治形式。
在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階層差距介於上述兩類革命運動之間，他們大多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由於其主體是隨著社會日漸進步而資產日增的中產階層，具有能力和機會普遍吸收知識、技能和消息，因此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認知差距變得最小，但也因此造成其組織較為鬆散、效率較差。然而，也因為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認知較為一致，使日後的政治民主制度較容易形成、也較容易運作。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涵義"，《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4-25。
精神上的自由、人權與實務面向的法治、全民教育理念的提昇，才是首要條件。
在英國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後，革命不再只被視為推翻暴君、改朝換代的歷史輪迴而已，革命已經具有追求自由以及創造新秩序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說，革命不僅只是政治過程而已，亦是人類精神解放的過程，更是一種創新的過程。尤其法國大革命徹底以新的階級來取代貴族階級的統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安置在革命理想的中心，因此，此階段的革命和傳統的革命劃分了明顯的界限。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特質"，《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45。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終於被宣告開放。緊接著，波羅的海三小國相繼舉辦公民投票，宣佈脫離蘇聯，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1990年3月蘇共修憲，自我了結一黨專政的局面，容許社團組織、工會和其他民間組織進入國會。1991年底，戈巴契夫更宣告蘇維埃政府解散，原屬蘇聯的各共和國先後宣示收回或恢復主權，並宣佈國家獨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在小規模的革命暴力下，完成自由化並實施民主制度。東德則和西德和平統一。
在這個震撼蘇聯共產集團的時間點，台灣人民推翻蔣家外來政權的民主革命也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獨裁者蔣經國於1988年1月去世，台灣人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黨）主席。嶄新的內、外情勢大大地鼓舞了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本土的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和覺醒進步的大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抗爭，要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要求修憲逼退國會「老賊」，並要求民選總統。在中國黨內部具有本土意識的台灣人，以李登輝為核心，逐漸發揮影響力，呼應民主改革的社會要求，使台灣得以在極小規模的暴力下完成高度的民主化。2000年5月民進黨和平地取得執政權，台灣「寧靜革命」的政治奇蹟舉世稱讚。
早在1902年，南非的少數白人（初期約佔人口的20%），就已經開始施行種族差別政策對待黑人（約佔70%）及其他有色人群（約佔10%）。二次大戰後，白人所組成的國家黨（National Party），以更制度化的種族隔離（Apartheid）為黨綱，在1948年取得執政權，開始制定一連串更嚴厲、更不人道的種族差別措施。從1950到1970年代，南非的白人享受快速工業化的經濟成果，其所得及生活水準比起工業先進國家毫不遜色，但是南非的黑人相對地處於劣勢和貧窮之中。國家黨嚴厲的種族差別措施，迫使向來保守的非洲國家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以發動示威及罷工抗議的方式，起而領導鬥爭。1960年3月21日，白人警察對聚集在夏普鎮（Sharpeville）的示威群眾開槍，其中有69人被槍殺、189人受傷。白人政權隨後立即宣佈禁止ANC活動，並逮捕監禁其領導者，包括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年-），南非社會乃陷入更多的暴力和動亂之中。從1962年起，聯合國多次通過譴責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決議，各主要國家也對南非實行武器禁運，以及限制南非運動員參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等。直到1990年，在美國和英國的協調下，國家黨開始準備和平轉移政權。ANC於1994年4月27日的全國普選贏得62.7%的選票，成為執政黨，曼德拉被推為總統。
從上面三個例子可以看出，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民主制度有顯著的進步，以民為主的價值觀也受到更具體的尊重。在民主的架構下，革命與反革命雙方的暴力最終都能降低，以和平的方式達成政權的移轉。革命不必然要血淋淋人頭落地。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特質"，《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49-51。
（未完待續，撰於2009/02/10）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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