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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5自由時報
1970年彭明敏化妝成拳擊手脫離台灣前所攝。
1970年彭明敏接受瑞典電視台訪問，談論台灣問題。
1970年彭明敏初抵瑞典。
◎彭明敏 圖片提供◎玉山社
我們決定，我需於離台二天前離開家，在台灣的最後一晚，在美籍傳教士台北市內的家中過夜。既然已決定1月3日晚上班機飛離台灣，所以需於1月2日離開家。
1970年1月1日，就是我在家的最後一晚，我努力不要太感傷，可是傍晚五點以後，情緒就開始起伏，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我坐在客廳沙發上，兩個孩子將就寢前，我叫他們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結果：彭旼一六五公分、彭曄一五二公分，十一點四十分他們就去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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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我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外面正下著大雨，六點左右雨停了。我穿上鞋子，又再脫下，到衣櫃取出手帕，彭旼醒來，從蚊帳內問：「爸爸，你要出去嗎？」我說：「是」，他再問：「什麼時候回來？」聽到後我語塞，差一點流淚，哽咽地勉強小聲說：「幾天以後了，你好好睡覺吧。」他非常敏感，隨時感覺有異樣的事將要發生。我六點二十分從家裡出來，沒有雨了，在和平東路叫了一部計程車，在信義路和連雲街口的中式早餐店吃甜餅，吃完以後，在信義路口買一份報紙，再叫計程車到傳教士家，他請我喝一杯咖啡，他太太幫忙裝行李。傳教士們合買了一件羊毛外套為我送行，也送我一個用過的行李箱（他們認為全新的容易引起注意）。
忽然想到要再看一次孩子們一面，透過二哥傳話，約於晚上八點三十分在市立女中附近見面。
下午準備按照事先的祕密安排，到日本航空公司前與阿部賢一先生見面，取得相關文件，因為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來訪，許多人在街上排隊歡迎。三點按時見到阿部先生，一起到亞士都飯店二樓喝啤酒。一切似乎都按計畫進行中。到五點三十分帶阿部先生搭計程車逛市區，請他在東方出版社對面餐館吃晚飯。然後回到傳教士家，Thornberry夫婦也到了。晚上八點三十分到市立女中，太太和兩個小孩都在那裡，他們似乎知道我要遠行，我在那裡，心裡暗做與他們最後的告別。離開時看到彭曄流著眼淚。一句法國諺語講得真對：partir,
c st mourir un peu（to leave is to die a little：離走，就好像要死了一點似地）。
等待，開始化妝
1月3日早上十點，打電話給阿部先生，約在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三十分之間在哈林餐館吃中飯，二點再回到傳教士家，他們正在換貼護照上的照片，順利完成。開始晚餐，這算是我在台灣最後的晚餐，中途百感交集，禁不住激動流淚，不得不起座，跑到另一個房間。我們預定晚上九點三十五分離開傳教士的家，飯後約有一、二個鐘頭，為打發時間，Thornberry
教我們玩簡單的撲克牌遊戲Oh Hell。傳教士的太太開始幫我化妝，她開玩笑說：「沒想到做為傳教士的太太，任務還包括幫人變裝逃亡。」
驚險登機，飛機竟折返……
晚上九點三十分出門在新生南路叫計程車，搭到松山機場時，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和另一對美籍傳教士夫妻（將到送行區目送我搭機者），也抵機場，可是我要假裝不認識他們，我們前後辦理報到手續，以後在二樓候機室等候約十幾分鐘，廣播開始登機，我就第一個趨前登機，順利過關，行李也沒有檢查，看來一切順利，所以安心地鬆了一口氣。正要上登機梯，突然被一位機場人員攔住，要我再回到登機口，我大為驚愕，以為完了，被發現了，那對在觀望台的傳教士夫婦，看到我被叫回來，也大起恐慌。原來是，我的機票沒蓋行李檢驗章，補蓋後再行登機。進入機艙，坐上位子，繫好安全帶，我知道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也同在機上，但我非常緊張，不敢抬頭張望究竟他坐在哪裡。不久機艙門關了，飛機開始滑行，尚未起飛前，飛機竟然又折回頭了。我又再次驚愕，心想這下真的完了，大為緊張。飛機停了幾分鐘，廣播響起說機械有問題須檢修，約三十分鐘後，檢查好了，飛機滑行後向天際飛去。送行的傳教士夫妻事後對友人說，他們在機場為我送行，差一點被嚇死了兩次。我本人更是如此。
Thornberry夫婦獲悉我已安全離境以後，即日深夜到我兄住家，敲門叫醒我嫂，急告以我已經離開台灣，並將我的遺囑和衣服帽子等交給她，翌日早晨她即將其帶到我家，我兄也即乘火車專程將我遺囑帶到高雄給母親看。全家族的極大驚愕和複雜心情，恐怕無法描寫的。
我於1月4日凌晨零點二十分抵達香港機場。
在香港的一夜
已經事先聯絡好的美籍傳教士在香港機場接我。看來他好像和我一樣緊張，帶我到一間小汽車旅館後，打電話給太太，告訴她一切順利，也告訴她我很好。後來他寫信給朋友，描寫當時的情況：「我一直猜想，到底他會裝扮成什麼樣子？旅客一個接一個下機，他跟在見證傳教士後面出來了，是一個笨拙的披頭派傢伙，我的天啊！
我在旅館訂了間雙人房，因為時間很晚了，而明天早晨要出發，所以我想在旅館過夜是一個好主意，這樣也比較不會被認出。我們這個地區，每一個人立場如何，都很難捉摸的，我們就是不願意被那些『親愛的』特務們認出來。他那麼興奮，根本沒有想要睡覺，對於成功脫出台灣，好像還無法置信似地。我們一直談到三點半，我說我需要至少睡一小時，我請旅館早上五點半叫我，那混頭的櫃檯人員竟於四點三十分叫醒我們，所以我等於沒有睡一樣。他於五點半起來，開始梳理化妝的亂髮，又調整拳擊似的手套，這真是可愛的景象，在看到他把粗重的裝束，一層層地剝下，這真是一個天下奇觀。當他終於恢復人樣時，就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來，他煩惱勞心的結果，他確實憔瘦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閃亮的眼神，一點兒都沒有變。
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六點抵達機場。過去幾天，我一直在分析研究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而每一個情況都有其潛在的危險性。他同意我所做的行程，認為在曼谷轉機等幾個小時沒關係，總比在香港等候安全些。但願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因為太緊張，沒有跟我打招呼說再見，就開始要走下樓梯去登機，但忽然自己察覺到，轉過身來說再見和謝謝，我衷心感動。
回想我們坐在旅館床上聊天時，我告訴他：『想到世界上還有人那麼關心某一些人的人權、尊嚴、自由和自我表達，而且還有人願意熱心幫助他，這不是太美妙了嗎？』他想了一會兒後說：『那就是這整個事情，使人多麼謙恭的地方。』我回到觀望台注視著。上午七點十分他的飛機起飛了，這是我們所喜愛的人，新希望的開始，新日子的開始。」
Success!!成功了！
在香港出境過關時，其海關人員竟還記得我於前夜才抵達香港的（大概是因為我的外形特異），似有一點疑惑，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是昨晚才到的嗎？怎麼那麼快就要離開，香港不好玩嗎？」，我支吾其詞，勉強笑一笑，安全過關了。
那位在香港的傳教士看我離開香港後，即打電話給台灣的Thornberry，以英語暗號告訴他「瑪莉安產雙胞胎，大歡喜」！（意即我和見證人兩人都安全成行了）。
香港和泰國都在國民黨情報組織網裡面，所以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我搭國泰航空班機離開香港，八點半抵達曼谷機場，換搭北歐航空十點半班機飛往哥本哈根。因為曼谷氣溫悶熱，我穿大衣、戴假髮，滿身大汗，當飛機飛越阿富汗上空時，從機上看地面風景是多麼美麗，感覺到我是一個自由人了，能夠回復到為人的尊嚴，開始感覺輕鬆又興奮，在機上叫了啤酒，自己慶祝。下午四點半飛機在蘇聯Tashkent降落加油。機場人員制服完全和電影及相片所看到的一樣，機上旅客把護照給他們扣留後，下機休息。機場建築好像法院似地，我們在二樓休息，販賣部的東西，質劣價格又貴，女店員既老又醜又不親切，我買了兩個靠墊套，美元三塊半。對蘇聯印象並不好。之後在機上稍睡片刻，下午六點四十分抵達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機場很漂亮而乾淨。立刻打電報給日本宗像和香港的傳教士，報告「成功」了，也寫明信片給一些朋友，亦隨即打電話給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負責人Karin
Gawell，告訴她我已經到哥本哈根了，她聽到我的聲音，大喜又大叫：「It is not
true!!」（不會是真的吧！！），飛機延遲三十分鐘，晚上十點三十五分才出發。我在飛往斯德哥爾摩的機上，將全部變裝裝束脫掉，空服人員看到都驚倒了。零點抵達斯德哥爾摩機場。為了避免觸犯「偽造證件」罪，我不使用日本護照，我等其他旅客全部通關後，才到入境海關告訴他們：「我沒有證件。」立刻有一位年輕官員，引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約十分鐘就過關了。在機場Karin等「彭案小組」七、八人來接我，帶了雪衣、雪靴、毛帽、圍巾等一大堆保暖物品，他們大概以為我從亞熱帶來，一定僅穿著一件薄薄的南方衣來的。我們走出機場停車場，想打開汽車門時，發現因為太冰冷，鑰匙孔結冰插不進去，花了些時間，才勉強打開車門發動。他們安排我住在一位瑞典政府中級公務員Lunden家，他太太是英國籍。到了他家，他們給我一小房間，床旁小桌上的小花瓶插著一枝玫瑰花，下面有一張小卡片寫著：「Welcome
to Sweden」（歡迎來到瑞典）。我吃了兩顆安眠藥，五年多從來沒有那麼熟睡過。
1月5日早上九點三十分醒來，下午一點由Karin等三位人員陪伴再到機場，正式辦理申請政治庇護，在那裡被詢問近三小時，非常客氣親切，與入境管理人員談話後，在機場餐廳喝了一碗湯，再回家吃晚飯。晚上和他們聊天至半夜才上床。
另一齣悲喜劇的發生
另一齣悲喜劇則在台灣發生。我於1月2日離家，但負責監視我家的特務們，毫不知情，其後一段時間，他們仍繼續向上面報告，我「在台灣」的行蹤，例如，某日某時到了某處，也到了某餐館吃飯，所以他們也需到該餐館，點菜吃飯，以便監視及監聽等等。這些報告當然是假的，不是事實，只是為了報銷而中飽私囊而已。事後被發現，從高層到基層，都受到嚴厲處分。這證明我們的計畫和守密完全成功。
我到瑞典後一直憂心阿部先生在台灣的安全，他一定已經知道我已於
1月3日安全離開台灣，依照事先計畫，他應該於1月6日報警遺失護照，日本使館領到新護照，立刻返回日本才對。可是我在瑞典一直都沒有他的消息，使我很擔心他是不是在台灣出事了？等到1月18日才接到暗號電報「Congratulation」（恭喜），意思就是他安返日本，我才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在我離開台灣後，輕鬆了，就跑到菲律賓悠哉度假幾天再回日本。
我抵達瑞典後即向其移民局申請在台家族移住瑞典，不久入國許可證也發出來了。故一方面在台家人向當局申請出國，另一方面我也向國際紅十字會等人道慈善團體求援，使能與家人團聚，也有美國學者友人當面向蔣經國請求放人，所得到的答覆是：「依法辦理」，陶百川先生也說話了，但二十年間，台灣當局還是繼續監視家人，不准出國。
永遠無法與台灣切割
下一個問題就是要決定何時和如何發表我安全逃離台灣的消息。我與瑞典官方及其他方面商量，他們則希望這個發表要盡量簡短、不要太政治化（例如激烈攻擊台灣國民黨政策等）。最後決定於2月1日官方發表：「彭明敏已經離開台灣，安全抵達外國」。簡單新聞稿，我可在其他場合再向媒體詳細評論台灣的政情。可是，此消息已流傳，立刻轟動世界各地，1月24日斯德哥爾摩最大報發出號外，並在頭版引用我的談話「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做為大標題，內容不但報導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同時詳細說明台灣的政情。斯德哥爾摩的最大電視台也派專車來接我到攝影棚做專訪。其他報紙也繼續發表這項報導。2月1日《新聞週刊》（Newsweek）特派倫敦特派員專程飛來Bernhard教授家做專訪，在該週刊以全頁加上照片予以報導。瑞典電視台於2月2日報導國民黨政府已對我發出通緝令。其後瑞典幾所大學都邀請我去演講。
過去五年多在監獄和在家受監視的生活，此期間所累積的緊張、憤怒、憂悶、黯淡、煩惱、苦痛、失望、絕望、悲觀、怨恨、期待、焦慮、掙扎、挫折、失眠等等，加上緊張而長途的變裝旅行難免的極度身心疲勞，在此時全部發酵，使我感覺非常疲累沮喪，夜夜失眠。夜深人靜時，回想過去、想到現在，百感交集，展望未來，前途茫茫，只知這是我在國外流亡生活的開始，感覺它充滿未知、不定、不穩、不安，一切無法預測，僅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雖身在外國，我跟台灣的政治將永遠無法割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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