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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5自由時報
負責協助彭明敏逃亡計畫的日人宗像隆幸，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台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
由右而左分別是：Mr. Milo Thornberry、作者彭明敏、宗像隆幸、阿部賢一，四十年後重逢於台灣人權景美園區。
1954年與任教於台大的同事合影（右三為彭明敏，左一為憲法學者劉慶瑞）。
阿部賢一，逃亡計畫中的A氏，為宗像隆幸中學同學、摯友。
當年的變裝照。
◎彭明敏 圖片提供◎玉山社
編輯室報告：1964年，原任台大政治系教授的彭明敏（1923-），因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原判刑八年，於1965年11月特赦出獄，卻形同軟禁在家，24小時遭情治單位監控。儘管國外大學或國際會議發出邀請信與聘書，始終無法出境，調查局更當面威嚇。既無工作、又無尊嚴，外國更謠傳他會再度被捕，百思之後，決定冒險脫出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多年來，基於諸多考量，彭明敏逃亡過程始終如謎，直至四十年後，他終於決定親筆還原現場，由玉山社結集出版，今起兩日，本刊節錄精采片段刊出。
為了守密，我採取所謂直線方式，每一個人只知道自己負責進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知道全盤計畫的詳細。
既然要逃亡，要到哪裡去？怎樣去？首先要解決。其實這二個問題是連接不可分的，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守密？一個獨臂人，沒有任何證件，要偷渡到外國，必須要有不少陌生的第三人幫助才有可能。這些人哪裡去找？誰願意做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論國內或國際，他們的情報特務密布，無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想像只有兩種人有可能做，一種是出於俠義心，一種是出於錢財欲望，但是國民黨常以鉅額報酬來收買情報，因為人性弱點，上述兩種人，也隨時有可能因國民黨超大報酬，出賣祕密。
關於逃亡目的國家，初定以跟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較好，因為如果到有邦交國家，立刻會發生「引渡」問題，引起複雜的外交糾紛，恐難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比較容易接受我的國家，必須是對政治犯較寬容的國家，例如法國、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歐國家（尤其加拿大和法國，我曾留學過，較有淵源），美國和日本都除外，因為兩國政府對我的案件並不同情，包括季辛吉，雖然過去他曾兩次邀我參加在哈佛以及在東京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我與他個人相當熟識，我的事情發生後，他也曾向國民黨當局關切過，但請他協助我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來他當時正在祕密策畫接近中國，而不願插手我的事。
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飛機二選一。如果坐船只能到台灣鄰近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中國完全除外。但是這些國家，都不適合做為目的國家，而且乘船偷渡，我曾託人探聽基隆、淡水、台中、安平、高雄、東港、恆春等港口情形，結果都是說，台灣所有港口，都被嚴密監視，船上人員出入港口，都受嚴格檢驗，故偷渡幾乎不可能。（依過去經驗，也可以想像到，船員遇到有偷渡人，必會去密報，以獲鉅額賞金）。所以乘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須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國、加拿大或北歐國家等等，都必要經過幾個第三國，一個沒有任何證件的獨臂人，要輾轉數國到那邊去，其難度恐怕不輸於計畫在月球登陸。
經過長期考慮和台北神學院教授Thornberry等人討論結果，最後選擇瑞典做為目的國。主要是因為該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已經充分了解我的處境，與我已有連繫，在那邊得到政治庇護大概較無困難。所以還是計畫想辦法坐飛機，飛往瑞典。
與外國的祕密通信
既然決定要坐飛機，如何解決護照、檢疫黃皮書等國際旅行證件？我們首先將此計畫祕密告訴日本宗像隆幸先生，一再告訴他絕對要保密，同時要請「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詢問瑞典政府能否給予政治庇護。
要進行此計畫就發現如何能夠與外國迅速祕密通信，是一個重要關鍵。在我被監視之下，所有郵件都要嚴格檢查，所以無法使用普通郵政管道。在七○年代初期，觀光事業根本未發達，出國的人稀少，也不頻繁，所以最初我們只有由Thornberry請傳教士們打聽哪一個人要出國，那個人是可靠的話，就把信件託他帶到國外投遞。對方要回信也無法直接寄到台灣，而要找可靠的人親自帶到台灣交給Thornberry等傳教士，再轉給我。例外的，有時對本國人也託他做此事（有一次託李敖的朋友帶一封信到國外，當然他們不知道信的內容，因為這件事，其後李敖吹噓他是幫助我逃亡的大恩人）。這樣的方法非常費時，時間也無法把握，可是計畫初期，還是不得不以此方法對外聯絡。以後得到傳教士們的幫助，在香港用別人的名義開一信箱，專供我用，一切外國來的信都先寄到香港信箱，而有教會有關人士定期一個月一次會到台灣，所以就請他把我的信帶進來。有這個安排，跟外國通信比較順暢了。以此方法，於1969年5月得到瑞典彭案小組回覆，瑞典政府同意給我政治庇護，同年7月，他們再次確認這個決定說，只要我抵達瑞典領土，不管有無必要證件，他們即可接納。據說瑞典當局已經通知瑞典各港口、機場，如果我到達，沒有任何證件也可以入境。為了通信守密，決定今後在通信上，將我稱為X氏，將可能來台的日人（看後述）稱為A氏，而在美國傳教士之間，稱我為
Peter（我在外國留學時未曾取任何英文名）。
變身的假設題
既然是國際旅行，必須要一本護照。既然無法申請到台灣護照，只有想辦法用他國護照，這個護照怎麼拿到？假護照不考慮也不可能。所以就跟宗像先生商量要使用日本護照。我們與日本雙方都同意，請一日本旅客到台灣來，我利用該護照離開台灣，日本旅客再報遺失護照，由日本在台領事館發新護照回國，這個方法大家都同意。可是問題來了。出入境要檢查核對護照本人與照片，所以我出國時需與日本人的護照相片吻合。我們台灣這邊的提議是：我變裝後，把變裝照片寄給日本，在日本找一位與我照片相似的日人（必要時，他也加以變裝，使他與我相似），以我的照片申請護照來台。宗像認為，這方式理論上可以，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要找一位面孔、身材跟我相似的人，幾乎不可能，或許可以找職業演員來變裝，裝得與我一模一樣，問題是哪裡找這種人？誰願意做這種事？那個人可靠嗎？就算付高額報酬請他，他拿到報酬後，可能以更高價格再賣給國民黨，所以這不可行。但我們還是堅持此法最理想。宗像卻提出了與我們相反的對案，即他要把一個日本人護照上的照片寄給我們，我要設法變裝得與那日本人照片一樣，持其護照出國。我們覺得在我目前的處境裡，要好好變裝是不可能的。如此，護照問題就陷於僵局了。我們還是堅持我們原初的方法，擬定初步工作計畫寄給宗像了：
一、由此地拍攝X氏經過化妝的照片寄到東京。在日本尋覓體形酷似X氏（身高一七五公分、體重七十公斤）的日本人A氏，請此人盡可能喬裝成與照片相似的模樣。
二、A氏使用由此地寄去的照片向日本政府申請護照，取得後再向東京的國府及加拿大、瑞典、美國等大使館申請觀光簽證。
三、A氏於來台後將其護照交給X氏，X氏則持此護照前赴東京或瑞典。
四、於X氏安全抵達目的地後，A氏向台灣的國府及日本大使館報告遺失護照，請求協助歸日事宜。
五、國府經調查，如果發現有人持此護照非法出國，並且以此詰問A氏，A氏則堅決主張遺失護照確屬事實，並且聲明不為其後果負任何責任。
六、國府及日本大使館因無任何對A氏的具體不利證據，因而只有將其送返日本。
還有：（A）能否尋覓到擔任A氏角色的人？此一人物應當是願意為我們的工作犧牲奉獻的人，也可以是想獲得相當報酬的人。
（B）以上計畫必須絕對保密。於今後的通信中，請以「X」代表本計畫。
我們預知日本方面不會接納這個辦法的。正在苦惱時，Thornberry忽然想到有類似電影情節，且也在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上看到，實際上也發生過的，東德人欲逃到西德時，曾把別人護照上的照片撕下，再換貼自己的照片上去，以此瞞過檢查人員過境。當時的護照是用相片貼上，再蓋騎縫鋼印在照片上，所以技術上，需要製作一個鋼印。我們將此方法告訴宗像，他初步反應是如何仿造鋼印？他毫無頭緒。不過以後因為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他只有接受我們的提議，決心投入學習仿造鋼印的艱苦工作。為了要仿造騎縫鋼印，宗像日以繼夜地四處打聽材料及技術方法，經過長期的試驗修改，漸漸有自信能夠做出幾可亂真的騎縫鋼印。宗像盡心努力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和感激。這個辛苦，他曾在其「回憶錄」裡有詳細的記述。
初步計畫擬定後，宗像就在日本積極找尋適當的A氏，因為我一再強調守密的必要，他必須找可靠的人，這也令他絞盡腦汁地尋覓。這期間我也不斷以日文和英文寫文章，祕密帶出國外，在美國和日本發表有關台灣國民黨政府逮捕異議分子的打壓政策。
忽然接到宗像密信說，終於找到一位適當的A氏，他叫阿部賢一，是宗像的高中同學，也是摯友，在南美洲工作過，年齡三十二歲，身高矮我五公分。其實年齡和身高較無關重要，宗像認為絕對可靠、有信用，據說他向阿部先生簡單說明此計畫時，阿部就一口答應了。如此這最大難題解決了。為此我寫了一封感謝信：「物色A一事承蒙諸多辛勞，不勝感激。A之可信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萬一中途被背叛，定將招致致命性結果，所幸此人為仁兄舊友，對其性格極為洞悉，我絕對相信仁兄可信賴的判斷，我可以放心。身高較弟約矮五公分一節，相信無甚大礙……」
計畫愈來愈具體化，執行的時間愈接近的時候，許多事情（例如：日本出發時間、A氏來台接觸方法等等），不能再用過去需要幾週的通信方法連絡，所以決定使用電報暗號來連絡。
我們需要假定許多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
一、如何通知A氏何日何時出發？
二、A氏到台後如何見面？
三、他除護照外，還需帶什麼其他證件？例如：檢疫黃皮書。
四、他的機票買到台灣或香港或瑞典？
五、他在台灣何時報失護照？
六、我是預計A氏到的當天護照給我後，第二天出發，如果當天晚上A氏受臨檢，發現沒護照，我需立刻取消計畫，那時該如何聯絡？
七、萬一通知A氏從日本啟程，臨時變更日程，該如何聯絡？
八、A氏到台灣，萬一因飛機延誤或其他原因，無法依約見面，怎麼辦？
許多可能情況都要詳細事先講好，所以我寫了幾封信給宗像，一而再地說明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鬍子繁茂成掩身的密林
我建議逃亡以冬天為佳，因為冬天可以穿大衣，比較容易變裝。我的左手義肢平常都是插放在口袋，已成為我的標誌，計畫變裝出國時，我們決定逆向操作，將義肢取出，以三角巾環背著，做骨折受傷狀，反而不會被認出。我曾前往中山北路的一間位在二樓的美容院兼賣假髮的，購買假髮，他們不認識我，我告訴他們是要演戲用的。我也開始準備留鬍子，並小心計算要長好一定長度的鬍子所需時間，試過後知道約需一個多月。同時也要讓監視人員習慣長時日沒看到我，使他們覺得我愈來愈少出門，所以就最後一次以沒鬍子的樣子外出，給他們看我還在家裡，之後一個多月就無法再出門了（除了深夜祕密外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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