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懼感普遍感染於一般民間，事件翌年(1948 年) 6月16日《新聞天地》的一篇文章（台灣風平浪靜嗎 ? ）中所說：

 「未來二二八事件，在一般人士眼光中都要認為是過去的陳跡，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眼中，不但未曾磨滅，而且印象尚新，每個台胞，都異口同聲的說，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同胞的恥辱，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許多台灣父老，曾因談起此事，而痛哭流淚。直到現在，無論男女老幼，一談起此事件，無不談虎色變。」

 台灣父老們又感慨地說：

 「政府這種善後的嚴厲措施，並不能壓平台灣人對事件的情緒，相反的更加深台灣人的仇恨心。現在他們為了免吃眼前虧，他們是守口如瓶，硬充傻瓜，但這種無言的憤怒，是最可怕的。這種緘默，是不能保持長時間的。」

        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必然使知識份子參政的熱潮大大減退，過去屬於士紳地主領導的地方政治，由於事件的刺激，許多劫後餘生的地方領袖對政治產生恐懼與冷漠，不再過問政治。而緊接而來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政治，更讓地方領導階層產生鬆動，地方政治體質逐漸改變，土豪地痞、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