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24台灣日報

◎林志昇、何瑞元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美國將與「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承認，同時終止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之外交關係並且撤銷承認；鑑於台灣在美國戰後，於美國憲法中的法理地位，是屬於美國憲法中「未合併領土」的一環，而且現實中是中華民國代替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在一九四九年變成「流亡政府」，同時於一九七二年起，也被聯合國取消「代表中國」的身分，國際社會的變化令美國不得不改變政策。

美國是法律至上的國家，為維持與台灣以及台灣當局的關係，斷交前卡特總統曾於當年十二月三十日簽發行政命令，責成各行政機關在新法律完成以前，依照該行政命令之效力，繼續與台灣維持關係。公元一九七九年眾參兩院以不到兩天的時間，分別在三月二十八日即二十九日表決通過，卡特總統於四月十日正式簽署【TaiwanRelationsAct】台灣關係法，法案共十八條，成為美國國內法，並追朔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效。

自從台灣關係法立法以來，歷任美國總統與中國談到台灣問題時，總是一再表示「台灣關係法會被遵行」，此期間，部分人士錯誤以為，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其實不然，其中被誤解的條文：

法律與國際協定之適用

第四條：（甲）外交關係與承認之欠缺，不得影響到美國法律對台灣之適用，美國法律並應以與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前相同之方式，適用於台灣。

（乙）本條款（甲）項之適用，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一）凡美國法律提及或?及外國、外國民族、外國國家、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時，此等名詞應包括台灣，此等法律亦應適用於台灣。

（二）獲美國法律授權、或依照美國法律，推行或執行與外國、外國民族、外國國家、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之計畫、交易或其他關係時，總統或美國政府之任何機構獲有授權，依照美國現行法律及本法第六條之規定，與台灣推行及執行此種計畫、交易及其他關係（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透過與在台灣之若干商業實體所定之合約，已對美國提供服務）

上述文字容易被誤解的地方，在於「等同於外國」sub－sovereignforeignstateequivalent之條款，事實上，美國一向就沒有同意過台灣以主權國家身分參加任何國際組織，最多就是以佔領地區的「獨立關稅區」名義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國務院與官方出版物或官方網站，也從來沒有把台灣列入「主權國家」之列。

「台灣關係法」最偉大的成就，在於條款「策略模糊」（masterfulambiguities），美國總統做決策的時候，可以因應環境變遷而迂迴轉圜，中國北京政府雖然了解卻也無可奈何，台灣當局雖然想突破，但卻被限制住，對於執政的本土政府寄予莫大的同情，但是在同情之餘，唯一解套的方是透過美國國會「釐清」美國與台灣之間的真正關係，同時，將台灣真實的國際地位告訴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當執政黨的後盾，共同努力，向美國爭取台灣人的「基本人權」，就像美國當年向英國爭取「基本人權與獨立」一樣，我們呼籲美國將心比心。（作者為「保護台灣大聯盟」政治研究組）

 

 

2005.11.24台灣日報

◎林長順

近十年來，刑法一百條與出版法的廢除代表白色恐怖時代正式結束，政府無法再因為個人言論而行使法律制裁。不過，桃檢以非常光碟為「言論預備犯」而執行搜索、約談的動作，彷彿白色恐怖再現。

光碟片屬於出版品的一種，受到憲法第十一條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保護。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最重要的意義，也就是呂秀蓮(新聞)副總統所言，禁止政府以任何方式作「事前審查」。

「亮麗下的醜陋」光碟片是林一方向台中市政府登記下「局廣台中市錄字第一九五號」的合法出版作品，且在本月十二日檢、警搜索時尚未公開發行，與桃園地檢署襄閱檢察官張進豐所言違反選罷法等罪云云，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著。

結果，桃園縣刑警隊竟然能夠憑著不具名人士的電話檢舉，加上僅為電話告知檢察官的簡單動作，便在毫無搜索票的情形下大隊開往台北市搜索，將光碟母帶扣回。儘管檢警事後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辯稱「取得當事人同意」後才行動，但只要有腦袋的人就知道，若不是畏於警方的淫威，怎麼可能開著大門讓警方進出自己的公司呢？

桃園地檢署在勘驗光碟母帶後，自行認定該光碟內容不實，有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之虞，還大張旗鼓的主動分案，指派主任級檢察官偵辦，並約談相關人到案。連犯罪事實明顯尚未構成的案件都能如此誇張，桃檢心態可見一斑。

憑良心說，這類案件一般都屬候選人相互指控的案件，選舉期間各地檢署處理賄選案都來不及，一般不會主動偵辦該類案件(選罷法屬公訴罪)。桃檢辦該案如此積極，很難讓人不相信無有心人士施壓。

尤其桃檢襄閱主任檢察官張進豐多次公開嗆聲，表示若公開發行光碟，必查辦到底，但他也承認，該光碟至今未構成犯罪，刊登廣告純屬預備犯罪。說真的，一個案子大張旗鼓搞了十天，結果還在等候別人犯罪，這種行為與過去白色恐怖時期，警總到工廠查扣黨外雜誌的行為何異？

這位講話很大聲的張進豐，最近才由主任升到桃檢第二把交椅，今年他辦過最大宗的案件，就是「四二六機場(新聞)事件」。

張主任僅為了一介平民連戰(新聞)返台，不符合比例原則帶著三名檢察官風光進駐，指揮大批航警進駐機場，像戒嚴時代一般封鎖機場、盤查過路人。

但等到機場發生衝突，這四位檢察官龜縮不出，也不敢指揮航警逮捕行使暴力的現行犯，只敢說檢察官在現場只是提供法律意見，刑事訴訟法內提到逮捕現行犯的責任一律推給航空警察。

這樣的辦案態度套到非常光碟事件來看，就很清楚桃園地檢署的手段，就是能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人，讓人彷彿回到戒嚴時代。

另一檢察署的襄閱主任檢察官就表示，若是他辦該案，會以更謹慎態度確認犯罪事實才會行動，否則不僅違法，還會浪費司法資源。

 

2005.11.24台灣日報

民主進步黨

 

2005.11.24《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

高永謀

為了弭平台灣與中國人權議題此一鴻溝，更基於「人權無疆界」的理念，台灣民主基金會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因此從今年十一月起，每個月舉辦一次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第一次邀請的與談人是曾經兩次入獄的中國民運人土陳破空。

「舉辦此一系列的座談會，目的是在讓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良心可以對話。」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表示：「回顧台灣過去追求民主的歷程，政治犯問題得到國際社會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們現在也需要同樣地關注中國政治犯的問題，才能幫助中國往民主的道路上走。」

文明與民主的國家沒有政治犯，因為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乃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國家法律所保障。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極權國家，也有全世界最多的政治犯，雖然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但是雙方對彼此人權狀況的認識，多半仍停留在國共對峙的冷戰時代，如果稍有關切或批評，往往便被對方視為抹黑與攻擊，人權議題甚至被視為兩國交流的禁忌之一。

全世界政治犯最多的國家

陳破空本名陳勁松，中國四川省人，大學時就讀湖南大學。一九八五年，陳破空率領十位研究生聯名上書給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力促其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八六年夏天與中共中宣部進行對話，並策劃當年的上海學潮，八九年時擔任廣州民運的主要策劃者，並且在八九年到九五年間，坐了將近五年的政治牢，目前流亡美國，不但是政治評論家、經濟學者。也是文學家與詩人。

「我是第一個揭開中國利用監獄人犯製造出口產品的人。」陳破空開宗明義地講，中國過去從來不肯承認有所謂的政冶犯，但實際上卻是全世界政治犯最多的國家，「中國政治犯的數目，最保守的估計為七千人，實際上應該遠遠超過，可能達到十數萬或數十萬。」

「中國政治犯的定義，不僅是因為思想言論而獲罪的異議份子。」陳破空解釋為何中國有如此多的政治犯，「工運領袖、教會成員、辯護律師，甚至是新聞記者、宗教人士，只要立場與共產黨不一樣，就可能成為政治犯。」

「一直到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之後，中國政治犯的問題才受到國際的注意。」陳破空表示，政治犯比刑事犯還更慘，因為不但採取秘密審判，不需要證據、證人、律師，更沒有減刑的權利，「不過，現在中國已經變得更精明了，很多政治犯是用刑事犯的名義關押，把一些亂七八糟的罪名扣在他們身上，例如嫖妓，有些則被關在勞改營與精神病院，尤其是法輪功的成員。﹂

拳打腳踢、棍棒交加

「有些政冶犯被關押的罪名則是當台灣的間諜。」陳破空笑著說，如果中國認為台灣有間諜，其實便是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承認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

「中國共產黨對待政治犯之殘酷，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他以個人坐牢的經驗來說：「共產黨都將政冶犯關在一起，透過刑事犯來控制政治犯。我第一次被關的時候，被關在暗無天日的牢裡，跟五、六個刑事犯關在一起，沒有任何書籍、報紙可看，每天只能吃兩餐，差不多一個月才吃得到一次肉，拳打腳踢、棍棒交加可說是家常便飯。」

「因此我的健康變得很差，皮膚變得很薄，常常被打得全身是血，頭髮變得像乾草一樣，到現在身體還有很多後遺症。」陳破空說這些他都可以忍受，最難過的是他與其其他犯人到醫院進行健康檢查，民眾們用著無比驚恐的眼神看著他，因為他所到之處皆是血跡，「有位小朋友靠近我，她的奶奶便一把把她抱走，我心裡感嘆，我就是為了你們的未來，才落得今天這個下場。」

不能與家人會面

「中國的法律寫得很清楚，明定犯人有與家人會面的權利，但政治犯卻不行，其實那時候我才二十多歲，哪有什麼能力對抗國家機器，但他們就是不放心。」陳破空再度說明，政冶犯遭遇比刑事犯更悲慘，「我坐牢的時候，我的父母親與當時的女朋友好幾次千里迢迢來看我，想送衣服與食物給我，但是我卻連一面也沒見到過，一直到我離開監獄後，才知道他們來過。」

出獄仍得不到自由

「其實出了監獄，並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是進入一個更大的監獄裡，甚至連結婚都受到刁難。」陳破空形容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大型的監獄，「第一次出獄後，我與新認識的女友要結婚。等了八個月，結婚證才下來，氣得她差點不想結了，幸好我之前是中山大學經濟系的講師，才得以在外資企業工作，生活才不成問題。」

「我第二次坐牢的時候，因為我第一次坐牢曾抗議坐牢的人都沒事幹，因此這一次他們決定讓我勞動個夠。」一九九一年，陳破空第二次入獄，每天都得勞動超過十四小時，「白天讓我到碼頭作工，晚上則到工廠裡做些人造花之類的產品，日子苦不堪言，我發現這些產品有英文的說明與美金的價格，確定這些產品是要輸出到美國的。」

「雖然這樣做可能讓我招致不測，但我還是做了。」陳破空利用深夜用了一封長信，並且附上這個產品的商標，透過碼頭的人轉至香港，從香港轉寄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件事後來被媒體所公布，才使得中國監獄奴工的狀況得以曝光，「可見中國再怕外界的壓力，這件事發生之後，獄方雖罵我是千古罪人，因為讓他們損失了兩百萬美兀，但我的獄中環境獲得大大的改善，最後甚至因為不敢收留我，而讓我提前出獄。」

「可見國際社會的壓力還是有用的，可是中國也想出了應變之策。」陳破空特別提醒，「到了六四之後，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都會遇到一片抗議之聲，但是很快，中國便學會了應對方法。他們每當領導人出訪前後，或者有重大外交事務便會挑選釋放幾個有名的政冶犯，常成給西方人善意的禮物，包括方勵之、王丹、魏京生、劉念春、藏族的阿旺桑真，反倒行成一種極為特殊的外交策略。」

 

2005.11.24《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

文／何清漣

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發改委、國資委、財政部等四部委聯合發布了一個名為《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的報告，其內容肯定會讓世界的「擁抱貓熊派」大跌眼鏡，因為該報告終於承認以下幾個問題「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中國的能源危機隨時可能爆發、金融領域面臨九大風險、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接近危機臨界點、社會保障體制存在各種嚴重問題。

不過，承認這些，首先絕不意味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放鬆輿論管制，願意公開討論這些問題，實在是因為上述問題已經嚴重到無法隱瞞。更需要注意的是，指出這些巨大風險隱患的四部委並未主管金融、能源與社會保障等問題叢生的領域，批評一下其他部門並不疼痛。其次，承認也絕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因為為時已晚。而且，這些問題對中國的影響絕不止於「未來的發展」，而是將導致中國經濟崩潰，並波及社會領域，最後將以社會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

儘管在作者近兩年多以來為本刊撰寫的專欄文章裡，已經先後多次分析上述問題，但分析中國政府承認什麼，遮掩什麼，有助於了解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

能源危機隨時可能爆發

按照國際社會公認的標準，衡量一個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標誌是本國能源供應是否依賴外國以及依賴程度。一個國家如果要保持石油供應安全為主的局面，石油淨進口率絕對不應超過五○％，超過五○％就屬於石油供應不安全，理論上應該控制在三○％以內。

這項官方研究終於承認了這一國際標準，並指出中國面臨的現實：「然而，中國自一九九三年以來淨進口石油依賴度從○．四五％飆升至一一．五％。而且，按照中國進口石油的速度預測，到二○一○、二○一五和二○二○年，中國石油淨進口率下限將分別達到五四．四％、五七．四％和五九．七％。能源危機可能隨時爆發。」

就在二○○四年，中國還自我評估為「綠色基本安全類」，理由是：中國雖是世界第二大消費國，但由於是世界第五大原油生產國，所以，真正缺口只是世界第七位。

考慮到俄羅斯雖然以中國為最大的石油能源及軍火的主要出口國，但對中國骨子裡並不友好這一事實－－最近普丁特赦世界所有種族在俄羅斯的非法移民，還特別規定「中國人不在特赦之列」。中國政府也覺得依賴俄國這一不可靠的臨時盟友，並不能使中國列入「綠色基本安全類」，這才願意承認「能源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至於該報告提到「廣泛開源」，其實早就開始了，對煤礦的掠奪式開採就是一種主要能源替代方式，效果有限，污染嚴重。

金融領域面臨九大風險

承擔該課題金融研究的金融組承認目前「中國金融領域突出的九大風險」。

「第一，M2／GDP持續升高。統計顯示，到二○○四年國內M2／GDP已經達到了一八五．四八％，大量金融風險向銀行體系集中。第二，中央銀行資金運用財政化。據統計，到二○○五年，央行難以收回再貸款已高達一八○○○億元。」

M2是指廣義貨幣中的第一個層次，包括活期存款、通貨、定期存款與儲蓄存款等幾項。M2持續升高表示強制性儲蓄過高，消費市場嚴重萎縮。這一強制性儲蓄不是指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強迫老百姓儲蓄，而是因為中國政府剝奪了老百姓的社會福利，用中國流行的話來說，「住房改革把百姓口袋掏空，教育產業化把兩老（學生家長）逼瘋，醫療改革為百姓提前送終」，百姓們對未來生活前景預期不佳，失去信心，被迫儲蓄以自我保障－－筆者在十月二十七日本專欄上發表的（中國人為何不愛消費）一文，對此做過專題分析。

但主管金融的中國人民銀行在十一月十一日曾公布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消息：「中國十月份金融逆行健康平穩，廣義貨幣M2增幅加快的趨勢有所減緩。」

其實，央行公布的消息並不可信。中國在所謂改革開放的廿六年當中，M2的增長率一直大於GDP的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和。這廿六年GDP的平均增長率約為九．五％，通貨膨脹率平均約為六％，加起來是一五％多一點。而M2的平均增長率接近二○％。只有到了幾次宏觀調控時期，廣義貨幣的增長率才低於GDP的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和。

值得指出的是，這報告並未提到廣義貨幣中的第三層次M3與第四層次M4當中包含的各種債券－－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國債，債台高築，寅吃卯糧，也在此前專文討論。而按照中國的財政金融體制，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中央政府的兩只錢袋。而財政部大量發行國債，用行政命令強迫各銀行認購的結果，就是中國政府飲鴆止渴，努力打通這兩只錢袋。而這兩只錢袋被打通之後，其結果就是財政風險轉化為金融風險。

「央行難以回收再貸款」中的「再貸款」，是指中央銀行給各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這種再貸款一直被視為中國貨幣政策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是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總閘門」。而造成「再貸款」難以回收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過去幾年為了解救中國股市與證券商危局，不斷向證券商貸款所致。

而中國金融系統不能回收的銀行壞帳遠遠超過此數。美國之音今年六月十三日報導稱，中國銀行系統壞帳高達五○○○億美元，即四萬億人民幣。

地方政府債務至少一萬億元以上

該報告列舉：「第三，大量財政風險可能轉化為金融風險。據估計，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一萬億元以上，占GDP的一○％。地方債務風險已經超過金融風險成為威脅中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頭號因素。」

這一條指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所積欠的債務，這一點對於北京來說並非新話題。早在二○○一年，北京大學教授平新喬將全國二○○○多個縣及鄉鎮政府一九九九年的財政赤字累加，算出全國縣及縣以下的財政虧空約達二一○○億元；根據一般情況下債務約為赤字五倍的規律，測算出中國縣鄉債務規模超過一萬億元。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稅研究室主任楊之剛也曾用收入與債務之間的關係進行測算，通常縣鄉債務占財政收入的一半，二○○四年全國財政收入達二萬多億元；據此推算出縣鄉債務規模超過一萬億元。

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則按照財政風險矩陣，對中國截至二○○四年的公共債務進行了全面測算，算出二○○四年全部政府負債規模為一二．四四六九萬億元；二○○四年中國名義GDP初步核算為一三．六五一五萬億元，則政府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九一．一八%。

但中央政府對這些研究成果顯然未予採信。就在十一月份，財政部確認「中國縣鄉政府的直接顯性債務是四○○○多億元」，一刀砍掉了隱性債務六○○○多億元。

地下錢莊規模龐大

報告指出：「第四，正規金融部門的低效率導致金融體系『體外迴圈』嚴重。目前中國大量存款人正在逃離正規的銀行體系，轉而把錢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規金融系統中，並威脅到國家的銀行系統。據估計。中國地下金融規模大致接近正規金融規模的三分之一。」

在中國，金融體系的「體外迴圈」是個非常嚴重且有爭議的問題。有種說法認為，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國家銀行控制太嚴，壟斷金融行業，禁止企業間互相拆借以及民間借貸引致的後果。大量地下金融的存在，實際上是對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一種瓦解。而不利影響主要是有兩點：一是地下金融機構的稅收無法收上來，迫使政府稅收嚴重依賴國有企業，從而造成國有企業負擔過重；二是導致社會信用瓦解。

在經營地下錢莊方面很有創造力的當推浙江溫州人。溫州人往往只需出具一份手寫的借據，就可以在朋友與熟人之間借到大筆的資金，隨後雙方用自動點票機點錢，或到一家儲蓄所轉帳。有時他們也用一種傳統方式來完成這樣的「交易」，那就是把裝滿現金的麻袋交給借方。後來中國金融管理部門發現，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效仿溫州人，開始炒做這道在銀行體系外進行交易的「大菜」。

造成這種問題的關鍵原因，就是中國銀行的低利率（按照通脹率六%計算，銀行低於二%的利率已經是負值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更願意把大額存款存入那些能獲得雙位數回報的貸方。他們把錢借給房地產投機商，或那些沒有關係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小生意。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利率高，而且還能逃稅。

於是這就帶來了中國金融風險中的第五大風險：政府無法有效監管資本專案。

外商投機資金風險

報告說：「第五，資本專案管制有效性嚴重弱化。目前中國對外資企業的利潤轉移幾乎難以監管，中國資本流動的其他管道也沒有明顯障礙，特別是房地產領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資化傾向比較嚴重。在貿易和直接投資方面，表面上是貿易或者直接投資，實際上是用來購買人民幣資產或者房地產，進行投機。」

這段話裡至少包含兩重意思：一是中國號稱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引進外資國，但其中的許多外資質量不好，是以投機為目的的短期資金。二是這些投機資金的投機目標一是人民幣升值，二是房地產。

這兩點都無需再證明。近千億國際熱錢這幾年來頻頻進出中國，已是國際金融市場上公開的資訊。而上海房市在熱炒期間，竟有九○%的購房資金來自境外。北京房地產市場當中的外資比例雖然略低，但也低不了很多。

但此報告並未涉及中國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

房地產業病根深種

報告強調：「第六，房地產帶來的金融風險不容忽視。據央行發布的房地產金融報告顯示，在房地產開發性資金中，近五五%來自銀行信貸。」

但此處的房地產開發資金當中來源於銀行信貸的比例顯然低估了。中國央行今年五月發布《二○○四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其中指出房地產開發投資有六○%的資金來自於銀行貸款。而易憲容則指出，二○○四年房地產企業自籌資金中僅有一六％左右是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而八○%以上資金來自於國內銀行貸款。易憲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工作，其資料當有所本，絕非空穴來風。據非官方統計，香港、新加坡及歐美國家的房地產開發商在一個專案上的借貸比例是三○%，而中國房地產開發資金竟然有八○%左右源於銀行貸款，這是最危險的金融政策。

而中國銀行系統的貸款政策如此向房地產傾斜，主要源於政府機構近年來逐漸臃腫龐大，其財政收入大部分（五○－六○%）來自於批租土地。而一屆政府在三到五年內花掉了五○到七○年的地租收入，必然使城市基本建設佔用的資金大大超過經濟增長所應該提供的資金，這正是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銀行貸款呆壞帳增加、形成泡沫經濟的主要原因。

中國金融的「拉美化」病

報告還指出，「中國還存在金融機構的利率風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失衡和金融『拉美化』風險之虞」，「中國金融風險的深層次原因是國有金融體系內部軟預算約束、現行行政體制下各級政府對金融資源的控制與支配權爭奪以及金融生態環境惡化三方面造成的。」

利率風險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都容易理解，這裡重點分析何謂「中國金融的拉美化之虞」。

在政治學領域中，「拉美化」一詞主要用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某一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推而廣之用來描繪一種或多種社會經濟問題和現象：從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到外資外貿甚至教育領域中出現的問題等，從專制獨裁到周期性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都被統統概述為「拉美化」。

中國社會的「拉美化」並非最近才提出，筆者在二○○○年發表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中就曾使用這一辭彙形容中國現狀，但主要是指中國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而中國現在使用這一詞語，其含意主要偏重於經濟領域。尤其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高度泡沫化後，中國學者們更是不斷表示：拉美噩夢開始於地產泡沫破滅之時，相同「題材」的劇本正在中國醞釀。兩相比較，當年催發拉美地產泡沫的內外條件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

這一報告還涉及貧富差距、社會保障體制等各方面深層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筆者今年均在本專欄做過專題論述，在此不贅。無論如何，從中國官方的這份報告當中，人們已經可以聽到危機迫近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