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3.18 自由時報

☉洪茂雄

　　最近攸關台灣安全和生存發展的問題頻頻暴露，頗引國人感到憂心忡忡。舉凡在國安局綜理人事業務的潘希賢不告而別，投靠中共；負責總務的劉冠軍則擅自動用公款炒作股票，然後侵吞上億鉅款潛逃海外；傳聞某些退役將領、校官「前仆後繼」和中國解放軍互通款曲，或為座上賓，或擔任「顧問」要職，為敵方運籌帷幄，危及台灣安全；乃至有舊政權時代的政務官，領到豐厚的退休俸之後，遠走高飛，赴中國開闢「第二春」，通「匪」資敵，替昔日經常掛在嘴裡的萬惡共匪搖旗吶喊，奉獻「剩餘價值」；以及台灣賴以生存優勢的高科技產業，見錢眼開，爭先恐後，正試圖把產業向中國外移，迫使台灣經濟發展命脈陷入空前困境。凡此種種，不由得令人慨嘆，何以台灣的公務人員，連貴為政務官和職司國家安全工作者對國家的忠誠度，卻是那麼冷漠、無情無義？台商蒙獲政府特殊的獎勵，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但卻不飲水思源，還想連根拔起，棄有養育之恩的台灣不顧。

　　台灣有相當一段時間被譽為世界最堅定的「反共堡壘」，可是，曾幾何時，這塊「反共堡壘」的招牌，不但褪色，而且面目全非無可辨識。國人只要看看幾個具有指標意義的例證，即可昭然若揭。諸如，培養軍中反共思想隊伍的政治作戰學校教授、赫赫有名的馬壁竟然投共，完全掉破以「反共」為志業的專家眼鏡。馬氏曾負責主編「政治評論」，是蔣家政權時代反共思想言論的大本營；七○年代初，在海外因釣魚台事件而崛起的所謂「反共愛國聯盟」，學術界和政界有不少人來自該聯盟的成員。可是，如今這個以「反共」和「愛國」為號召的團體，非但不再「反共」，而且相當熱中「朝共」、「親共」，不以為忤；非但見不到愛國家的熱忱，而且動輒隨著北京的魔棒起舞，「聯共反台」，忘記聯盟成立的宗旨。此外，最引人側目者，曾因有「青年反共舵手」、「青年導師」之美譽的蔣經國，他一手創建的「中國反共救國團」，因其背景特殊，榮獲當時層峰的支持，從國家取得其他人民團體所無法比擬的資源，其特權不言而喻。

　　不過，如今這個以「反共」起家的組織，演變得幾乎予人有面目全非之感，一來，去掉「反共」招牌，改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顯然放棄成立時的「時代使命」；二來，標榜「中國青年」和救國團，言下之意，這樣的組織設在中國北京最恰當，而「台灣青年」亟需反共，招牌本來該更清楚，自然就要被排除在該團體之外；三來，這個以「青年」為對象的團體仍然掌握在已逾花甲非青年領袖手中，不務正業，獨熱心招攬所謂「青年訪問團」，到中國觀光旅遊，進行美其名「兩岸青年交流」，實際上暗藏玄機，以「去台灣化」為目的。

　　準此以觀，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費盡心思所建構的「反共」機制，豈不搖搖欲墜，瀕臨崩解危機？為何國民黨實行歷時四、五十年的反共思想教育，到頭來竟是那麼禁不起威脅利誘而迷失方向，乃至背叛國家安全利益？究其原因不外乎：第一、蔣家政權推行「一個中國」政策，致使台灣的國家定位不明，無法形塑「名正言順」，強而有力的國家意識；第二、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為鞏固其統治地位，僅一心一意關注硬體的法制面，例如經由動員戡亂一系列體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而獨對軟體配套作為，只虛有其表，「一言堂」式叫囂「反共八股」，導致公民教育、愛國憂患意識、反共敵我觀念及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遲遲無法生根茁壯；第三、國民黨舊政權欠缺前瞻性眼光，只想反攻大陸，無心建設台灣，隨外來政權來台的新住民心不甘情不願接受本土化，一旦國民黨失去政權，就暴露出奇怪的心理障礙，「寧予外邦，不予家奴」的「慈禧太后症候群」隨之發作，今天之所以有舊政權時代政務官、情治人員、退役軍官將領，以至昔日的反共教育家等等，倒戈投共，也著實不令人感到意外。

　　那麼，國人面對過去鼓吹反共的政客和學棍，見「錢」思齊、見利忘義，無視晚節不保，是任其自生自滅呢？抑或新政府該拿出魄力，真正「有效管理」違悖國家利益的任何勾當？作者深以為當前刻不容緩的要務：其一、嚴格明文規範公務人員對國家忠誠相關法令，使其不敢、不必、不願做出傷害國家利益的情事；其二、反共機制重新注入新的思維、新的活力，俾普及反共思想教育和愛國憂患意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健全心防，正確認清共產黨本質，使統派人士不至於對中共心存幻想；其三、深化全民保家衛國的心理建設，「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國人應該養成自動自發的習慣，無論是到中國或其他地區，只要對台灣安危息息相關的訊息，有必要主動提供相關部門參考，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公民修養頗值借鏡。（作者洪茂雄╱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北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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