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4.06自由時報
記者吳明杰／專訪

　　對於近來因國安洩密案引發有關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界線的爭議，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廖宏祥博士昨天表示，如美國這等享有高度自由的國家，因為記取越戰時任由媒體報導而不加以管制的教訓，近來在包括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中，都只見對新聞管制日漸嚴格，在去年九一一恐怖事件後，更有安全高於自由的發展趨勢。

　　廖宏祥昨天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劉冠軍和潘希賢兩國安弊案代表的不只是情報體系的行政疏失，其背後恐怕隱含更大的危機。過去情報體系就曾流傳政黨輪替後因國家認同問題導致士氣低蕩、成效不彰的消息，對台灣這樣有認同危機的社會而言，什麼是國家安全？國家的定義是什麼？以及國家利益和國家目標等議題如不釐清，任令掌管國防及情報部門各行其是，其職能勢必互相抵銷，事倍功半。

　　不過，另一方面，對情報工作而言，秘密經費的運作是常態不是異數。

　　他說，假如凡事都經過國會監督，除時效受限制外，更由於國會議員素質具有先天不確定性，不無洩密的疑慮，因此如何取得「機密性」和「公信力」間的平衡問題，在民主國家是極為困難的議題。

　　廖宏祥認為，就劉冠軍所掌控的金錢而言，不無可能是情報工作人員的獎勵金或退職金，但在民進黨執政後，內部士氣低落，造成國安局相關監督管道未能及時警覺，才造成劉冠軍叛逃事件，而最近的洩密案也有可能是其他相關人員因覬覦該筆款項，在意圖瓜分未果的情況下憤而洩密。

　　他說，情報工作經常採取「密室隔離」等手段，嚴格要求單位人員只有在必要時才有權參閱相關資料，所以合理推判國安局內部知情人士應該不會超過十人，國安局若從內部追查洩密者，所須過濾對象應該不會太多，然而，現今國安局仍無法揪出洩密者，與其說國安局無能，不如說相關人士已經掌控秘密和工具，威脅國安局可能再曝光更多機密。

　　廖宏祥表示，當媒體披露有間諜遭逮捕或起訴時，其事前的反情報工作勢必已經進行一段時日，除非該情報員已無進一步利用價值，或有逃亡之虞時，情治單位才會收線加以逮捕，就算落網之後也可能被反情報單位吸收成為雙面諜。在這些措施都無法奏效時，司法單位才會介入並公佈少量不重要的資訊。

　　當潘希賢和劉冠軍前往大陸時，可能已經被對方利用，我國安單位的敵後工作站若因此遭破壞，固然可以展開損害管制，但其他仍在運作的工作站是否已遭監控或被中國單位吸收，才是真正值得顧慮之處。

　　他最後強調，台灣今日媒體光怪陸離的現象，要說台灣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實在難以讓人苟同，台灣的媒體應該不是缺乏新聞自由，而是缺乏新聞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