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4.28 自由時報
☉張炎憲

　一九五二年四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終結戰爭的狀態。五十年後的今日，重新檢討反省，不僅可了解當時的政治環境，更能面對今後問題，試圖解決。

　中日和平條約在一九五二年簽訂，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和微妙的國際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逐漸走上對立決裂之路，美、蘇在世界各地擴張勢力，爭奪霸權。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節節敗退，終退至台灣。不久，韓戰爆發，東亞局勢動盪不安，美國改變戰略，派兵防衛台灣。在充滿對立矛盾的國際情勢下，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繼之一九五二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和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台灣歸屬何方，在國際法上未有定論，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時在美國的支援之下，國民黨政府實質統治台灣，建立台灣為反攻基地，以維護中華民國的生存。因此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的簽訂，與美國的世界戰略佈局息息相關。日本與中華民國也因此維持了二十年正式的外交關係，鞏固了東亞的反共防線。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也得以擁有中國代表權的席位。

　一九七一年國際形勢轉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並逐漸失去國際社會的承認。日本繼之於一九七二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維繫二十年的中日和約失去效力，台灣與日本步入新的關係，但兩地經貿文化交流繼續維持。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曖昧不清，失去國格的關係迄今也已經過三十年，兩國之間雖然人員、經貿等各項往來密切，總無法突破一九七二年後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簽訂的條約體制。

　一九九○年代之後，中國對外擴張勢力，引起東亞國家的不安，日美安保條約涉及範圍是否包括台灣？日本是否可以派兵海外？日本對中國武力擴張的警惕等，都成為日本國策轉變的指標性議題。

　台灣也在一九九○年代之後，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重新加入聯合國和國際組織成為民間運動重要的訴求和政府的政策。突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制約，成為數年來台灣國內意見整合和外交的重大議題。

　在五十年前，中日和約簽定時，台灣人民主體意識無法公開表示意見，只能任由當時的美、日、中華民國依循國際局勢和相互需要而簽訂。台灣雖然地位未定，卻留下免於中國領有的機會，也無法任意剝奪台灣人民決定自己歸屬的權利。至今，台灣主體意識日漸高昂，中華民國也落地生根，成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新國家建構在逐步完成之際，重新檢視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約，從杜勒斯、吉田茂、蔣介石之間的爭執所在，可以了解國民黨並非以台灣為主體的外交政策，導致目前台灣欲重返國際社會的困境。台灣人民在反省中，應能體會台灣任人宰割、失去主體性、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歷史經驗，痛定思痛，致力於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勇於突破外交現況。（作者張炎憲╱國史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