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5.23自由時報

　〔記者蘇永耀／特稿〕對於近日部分商界人士「自動」表達願代政府與大陸商談三通，行政院昨日急踩煞車，臨時排入陸委會對兩岸互動過程的報告案，強調仍以兩會協商為優先模式，等於排除「以商代政」談判的可能性，游揆還表達公權力不可被侵蝕的明確態度。

　國內要求三通的聲音加大，不在於兩岸關係出現突破，或是台灣有高度的急迫性，卻只是部分商人因在中國享有商機，並過度揣摩陳水扁總統日前談話，認為既要委託民間進行兩岸對話，自然「義不容辭」，願請纓前往。此種為個人利益著眼，堪稱「益不容辭」。

　另方面，中國見狀則在旁唱和，甚至公然點名同意與哪些商人對談，不僅是見縫插針，藉此分化團結，也是北京一貫的以商促政的伎倆，國內商人不察，倒像與北京之間已先有潛藏的雙簧默契。

　其實，整件事情應先問三通的必要性與何時性，其次才會問到如何進行三通談判，或說是民間團體怎樣在旁協助與配合政府等，但現在整個邏輯則顛倒過來，是否該三通的辯論還未展開，部分商人便已意圖引導政府施政。

　這難怪行政院要跳出來加以平息冷卻，並言之諄諄表示兩岸互動充滿「政治意涵」，應交由行政機關裁量。

　兩岸三通牽涉面向廣泛，涵蓋經濟、政治與國家安全等層面，就政治與國安而言，固然需要步步為營，以及強調對等原則等，但即使經濟層面也非全然對台有利，尤其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三通無異是讓門戶更為洞開，讓大陸廉價的農工產品傾銷台灣，屆時即使有部分大企業得以在大陸投資獲利，但卻可能對台灣其他、甚至多數的產業造成傷害。

　除開三通的得失與效益外，任何國與國之間，對於相互之間通商或通航等問題，斷不可能交由一介商賈，或授權某一民間團體談判，一來不具公信力，難以昭信全民，再者欠缺監督，可能尾大不掉。

　所以，政府希望委託民間，應具「主從之別」，政府授權的單位為主，民間為輔，否則就是越俎代庖；況且屆時由民間代表簽訂的協議或約定，除牽涉政府是否認可外，代表民意的國會能否監督，也是一大問題。目前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昨日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條約締結法草案，都未能訂定相關規範監督民間簽訂的兩岸協議，這項盲點也勢必在未來引發爭議。

　誠如游揆所言，明明有兩岸兩會這個行之有年的機制，因此，北京的杯葛動作，「完全是策略運用」。可見得，台灣固然要善用民間力量，協助促成兩岸早日談判，但這並非是由民間來代勞，而應理解為協助雙方政府或授權機關能儘早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