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07自由時報

　呂秀蓮副總統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不少人抱怨當前的政經社會現況，但有三個因素必須注意：一是舊政權累積下來的積弊與歷史包袱，二是一九八○年兩岸開放以來衍生的中國磁吸與中國化問題，三是全球化之下台灣如何避免邊緣化危機。她表示，過去兩年，台灣的內政耗費太多時間在無謂的黨爭上，到頭來還是原地踏步。

　二○○○年我國首次完成政黨輪替，原本是我們國家加速發展的契機。然而，兩年多來，朝野纏鬥不休，導致政治、經濟、社會、國家認同一一出現警訊，使許多人對未來改持悲觀的看法，對台灣的信心也不如以往堅定。長期以來，台灣以經濟奇蹟和民主改革著稱於世，被視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典範，竟然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變了個樣子，其癥結何在實在值得深入探討。

　在野人士批評政府時總是說，過去舊政權時代大家的生活過得好好的，現在換了民進黨執政大家卻變得苦哈哈。言下之意，只要二次政黨輪替，讓他們重新執政，當前的問題都會煙消霧散，大家又可以重回昔日的美好時光。其實，這種選舉式的語言，不僅無助於理解台灣當前的處境，更可能會使大家在解決問題時走上偏差的道路。相形之下，呂副總統的分析比較全面，自是中肯多了。

　台灣當前面臨的許多問題，雖然是近兩年來才表面化，但其潛在因素老早就埋下了。包括產業與資金流往中國、投資環境惡化打擊投資意願、企業萎縮提高失業率、政府負債節節上升、債留台灣造成金融危機、國家認同曖昧不清，這些問題顯非兩年前才開始萌生，現在的政府只是概括承受以前某些積弊的包袱罷了。因此，大家看待政府兩年來的表現，不能完全把歷史背景抽除，也不能忽略全球局勢的演變，否則評斷主政者的功過得失有欠客觀。

　就像呂副總統所指出的，全球化對於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許多人抱怨失業與不景氣，但是新政府在二○○○年上任時，承接的是精省之後中央政府的龐大債務，加以天災頻仍超過預期支出，同時間全球也面臨經濟泡沫化，國際主要股市都顯著向下修正，影響所及台灣也無法倖免，可謂躬逢其敗。這些事實以及其他類似的情況都不難查證，想必多數國人不會把責任全怪到現在的主政者身上。當然，主政者受到民眾賦予改革重任，儘速解決這些問題是義不容辭的。

　據我們觀察，台灣當前面臨的第一考驗，在呂副總統分析的三個因素中，最為根本的是所謂的中國磁吸。過去十餘年，中國基於政治考量全力吸納台灣的產業西進，當時政府認為我國應致力產業升級與轉型，所以對傳統產業紛紛錢進中國掉以輕心，沒有深究造成他們出走的原因從根改善投資環境，結果不到幾年台灣的工業區就一片荒涼，失業率也創下新高紀錄。現在，連高科技產業也尾隨其後，把生產重心移往中國，使台灣產業空洞化的趨勢益為明顯，而中國化、邊緣化的陰影也益加深重。

　對此令人憂心的發展，說句不中聽的話，政府的財經政策幾乎沒有對症下藥。政府不僅依舊對改善投資環境缺乏關心，財經首長甚而把解決經濟困境寄託在開放中國投資，誤信所謂三通才能救台灣經濟的論調，與統派政客、統派媒體沒有兩樣。在這種情形下，經濟負成長、高失業率、高逾放比等現象相繼出現，反而招致在野黨口號治國的批評，而民眾對政府的財經政策也頗為質疑。

　拚經濟要收事半功倍之效，首應認清台灣經濟病根在內不在外。如果三通才能救台灣經濟的論調可信，現在中國投資熱高燒不退，而且除了直航之外都通了，照理說台灣經濟應會顯著向上提升才對。實際上呢？台灣不光是經濟有被中國拖住之虞，有些人連國家認同也開始向中國傾斜。主張三通者又說，這是因為沒有直航所致，所以政府應當要積極推動直航。許多業者已經決定，一旦兩岸開放直航，他們就要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另外，兩岸直航更方便民眾到中國居住、旅遊、消費，台灣資金勢必會加速流失，讓國內市場陷入資金動能不足的困境，一如九七回歸中國之後的香港。凡此對台灣是福是禍，不問可知。

　台灣要走出去，必須先站起來，我們要在全球化時代維持競爭優勢，本身的產業一定要先健全起來，否則，難保不會淪為廉價品傾銷的市場。兩年多來，主政者一再強調要認同本土、根留台灣，財經首長卻本末倒置，把開放中國投資當作首要之務，對投資台灣優先則陽奉陰違，財經政策簡直是空轉，民眾對政權輪替的期待也為之落空。至於在野黨似也對台灣經濟漠不關心，嘴巴上說要救台灣、要推動人民幸福工程，卻老是提出增加失業率的主張。但是朝野之間互相推諉，卻從來不落人後。呂副總統所言，過去兩年台灣的內政耗費太多時間在無謂的黨爭上，令人聞之沈重不已。我們也不禁懷疑，台灣在朝野內耗、財經空轉的蹉跎下，將來還會有什麼好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