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28 自由時報

◎台灣教授學會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距今已經五十六年，雖然此一事件無論就人權的角度或是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面向來看，都是台灣歷史的大事，但曾經長期因為統治者不願對歷史負責，加上國民黨強人威權體制時代的高壓統治，使它成為台灣社會「禁忌」的一部份，包括受難者及研究者都被迫「噤聲」。而在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公開為此事道歉，立法院通過補償條例，對受難者（家屬）進行補償、撫慰工作，並定二月二十八日為紀念日後，國內已有部分國人以為二二八事件歷史問題已經解決，紀念活動亦有流於「儀式化」的現象。當年二二八紀念碑有碑無文象徵歷史真相尚未釐清，事件的責任歸屬亦尚待追索的問題，宛如已被遺忘。甚至連過去二二八事件為何成為禁忌的歷史教訓，都少有人提及。如此，連「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的起碼標準都尚未達成，難道是歷史給人的教訓，就是要人不能從歷史得到教訓嗎？退一步說，如果連事實真相都未能探究，而高唱「寬容」、「愛」，豈不是流於空洞？

　雖然，二二八事件在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發展已經不再是「禁忌」，但是這一段發展歷程卻是十分曲折而且漫長。自國民政府派兵鎮壓二二八事件，加上接續而來的綏靖、清鄉，造成台灣菁英重大的傷亡後，在動員戡亂、戒嚴的高壓政治氣壓下，此一事件被迫塵封。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有立委在國會殿堂開始為二二八事件發聲，不過其訴求的重點則在於釋放仍在監獄的二二八事件受刑人。次年，黨外雜誌「生根」創刊號突破官方的禁忌，報導二二八事件。一九八四年，當時的黨外立委更以聯合質詢的方式，針對二二八事件提出訴求。一九八七年，以二二八和平日作為紀念訴求大規模展開，此後，民間舉辦的二二八學術座談、討論會、論文研究陸續登場，相對地，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政府對二二八事件也開始採取積極面對的方式，包括一九九○年此一事件開始被列入教科書中，國人在接受教育過程中才得以初步認知此一歷史事件的存在，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開放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等，二○○○年政黨輪替後，國家檔案局再一次徵集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檔案，這使得國人對二二八事件有進一步的認識。

　當然，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檔案在台灣社會逐漸開放、重現，本身就已經可以見證台灣歷史發展的一頁。但是，直到現在仍有部分資料未能公開和解密，以及國人未能重視歷史責任之釐清，使得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仍未能為國人所深刻體認。如此沒有歷史真相和責任的追究，沒有歷史原因的究明，紀念日依然是空洞的。這也正是吾人必須繼續努力的方向，並以歷史作為殷鑑，方能避免悲劇的重演，也提供吾人追尋台灣獨立自主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