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28 自由時報
◎馬英九
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台北市政府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行「林茂生先生紀念展」，紀念這位在「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台灣前輩，展現其勤於專業、貢獻鄉梓的感人事蹟，確認人權與自由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價值。
每年「二二八」這一天，台灣各界皆以不同的事例作為反思的素材，今天我們則希望以宏觀歷史的角度探究「二二八」前後的台灣歷史，了解其演化的脈絡。當我們以不迴避的態度審視完整的史實時，便能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肩上所繼承的，所應面對的，以及所該堅持的。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聯繫
我們都知道，台灣光復後有兩大有關人權保障的歷史事件，一是「二二八」事件，二是「白色恐怖」時期。這兩件事皆衝擊了台灣的政治和社會，長久而深沈地影響了台灣人的心靈。雖然如此，「二二八」是單一歷史事件，有較明確的時間、地點與人物，「白色恐怖」則代表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無論人事物都較為繁複。廣義的「白色恐怖」涵蓋整個戒嚴時期，包括所有政治案件。狹義的「白色恐怖」則是指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到一九五四年的中美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期間，政府以高壓手段整肅紅色勢力，包括大批逮捕、處決與強制思想改造。「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在時間上緊密相連，在人物上也有相當重疊的部分，無論是鎮壓或反抗，「白色恐怖」皆可視為「二二八」的延續。這裡可舉幾個例子說明。
「台北市工委」郭琇琮
首先，成立於陳水扁總統擔任市長期間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裡面有「白色恐怖」的專室，其中陳列了郭琇琮的「台北市工委案」。什麼是「台北市工委」？上面沒有明寫，其實它的全名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是十分優秀的台灣知識份子，同時也是當年中共在台北市的最高負責人，他被逮捕後寧死不降。當時台北市政府規劃「二二八」紀念館時，把郭琇琮列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貼出了他俊美的學生照，不過對於他為共產黨的目標奮鬥的這段史實，卻保持了可以理解的模糊。事實上，自從作家藍博洲使用郭琇琮為其著作的封面後，郭琇琮即成為「白色恐怖」史學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
悲情城市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名導演侯孝賢拍攝有關「二二八」的得獎電影作品「悲情城市」。這部影片完成於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獲得國內外觀眾高度的評價。片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細緻描述激發了許多台灣人情感的共鳴。同時，電影的情節實際上也延伸到「白色恐怖」時期，即男主角在事件後逃到山區，在山鄉勞動，教育村民，並對祕密來訪的友人寫下「心嚮祖國」之類的話。影片的結尾是武裝部隊突擊山鄉，逮捕了這批青年。最後男主角被關入黑牢，在悲壯的氣氛中走上刑場。由於影片沒有明講，長期受戒嚴教育的觀眾並不一定了解這段情節的時代背景，不過涉獵台灣現代史的人卻很清楚，「悲情城市」的後半段，描述的是「二二八」之後一些台籍菁英轉而心嚮紅色中國，潛赴山區建立「勞動基地」，培養「革命群眾」，最後遭逐一鎮壓的歷史。有些人甚至進一步從具體的政治案件中聯想影片可能影射的對象。無論如何，這部影片忠實反映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之間的歷史聯繫。台灣光復初期，政府秕政連連，引發強烈民怨，更錯誤派兵鎮壓起事民眾，株連無辜，導致許多菁英份子憤怒失望，其中部分在思想上轉為傾向左翼，並對中共寄予厚望。這種豐沃的紅色土壤正是緊接降臨的「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這些事蹟也充分反映「二二八」本質上為官逼民反，而非族群衝突。（上篇，明日續）（作者馬英九╱台北市長）
2003.02.29 自由時報
◎馬英九
（續昨日）另一方面「二、二八」也種下了日後台灣社會分裂的因子，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各奔東西，不僅是肉體上，更是思想與心靈上：一部分留在島內埋藏心事，家屬中亦有人加入了革新後的國民黨，對政府建立了較為正面的經驗；也有人流亡海外，發起或加入台獨組織；也有為數不少的台灣菁英潛往中國大陸，成為中共統治階層的一份子。因此，過去每年無論在台灣、大陸和海外，都有「二、二八」事件紀念會，都有親身參與事件、具有代表性的台灣菁英出面主持。同樣是台灣人，他們對「二、二八」的歷史解釋卻有很大的差別，有些觀點甚至帶著濃厚的對立性質。他們之間也甚少有對話溝通的機會。英九認為，其原因並非在於他們所經歷的「二、二八」有所不同，而是因為「二、二八」已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意義，成為旗幟鮮明的政治符號，而「二、二八」之後台灣內部以及兩岸現實政治局勢的演變，使得不同政治立場的台灣人的「二、二八」解釋，不免有不同的選擇。然而，政治或有「正確」與否，但歷史並非如此，歷史只有完整與不完整之別。完整的歷史有助於我們相互了解，有助於認清過去與現在，找到走向美好未來的共同途徑；不完整的歷史使得我們固持己見，看不見他人的奮鬥與貢獻，造成彼此裂痕的政治因子只會持續擴大深化，不斷地產生新的困局。
人權只有一個標準
英九認為，我們應該勇敢地解開這個結。因為，儘管目前的人權主張來自不同的政治顏色，但是真正的人權是沒有顏色的，真正的人權只有一個標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在具體的行動上，台灣可以驕傲地說，政府不分政治顏色，無論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受難人都做到認錯、道歉、建館（碑）、補償與回復名譽，這代表了我們對歷史的真誠反省，同時也是我們政治道德的展現。在這一方面，台灣的表現跟戰後西德政府相比，不遑多讓，比戰後日本政府與當前中共政府，則超過甚多。既然如此，我們應進一步將這種理想性擴展出去，成為我們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任何思想與主張均是無罪的，真正破壞人權的情況往往發生在以單一思想和主張強對他人進行箝制與定罪。歷史的教訓是，許多政治團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同時扮演著被迫害者與迫害者的雙重角色，其被迫害的正當性往往無形間轉化為迫害的正當性，要避免這種被迫害與迫害的歷史循環的悲劇，我們必須把握兩項原則：一是歷史的解釋應建立在最寬大的心胸上，能包含不同的政治因子，能實現充分的溝通與對話；二是人權標準都是一致的，亦即檢視所有歷史現象與政治行為所根據的道德標準應該都是一致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台灣內部以及兩岸之間獲致最大的歷史和解，取得普遍意義的道德制高點，並得以嚴格要求中共檢視自己所走過的歷史，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大鳴大放」、「大躍進」、「文革」、「六四」，以至於當前對法輪功信徒的迫害。
這是英九今年紀念「二、二八」的一些省思，也只有依賴大家對過去的悲劇不斷地審思與學習，台灣才能獲得進步與再生的力量，並不負前人的血淚奮鬥，達致人類正義與和平的最終目標。（下）
（作者馬英九╱台北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