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19 自由時報

☉施正鋒

　我是國中第三屆的，今年剛好畢業三十年。

　國民中學的意義是國民教育由六年延伸為九年，就政治學上來說，代表著國家積極進行政治社會化的企圖心。不過，對於當時正值青少年的我們來說，實際的好處是從此唸高中不用參加聯考了。

　話說如此，想不開的父母還是會逼子女去唸私立的初中、或是想辦法遷戶口唸老牌的縣中。感謝爸爸媽媽，當年允許我留在自己的學區讀。我小學隨著父親工作被調動而貓搬窩般唸了五間，僥倖國中從一而終，才得以享受社區式的共同體感情。到現在，我們每年大年初一的中午還是會不分男女聚在一起，因為同學都是厝邊隔壁，不管工作在南北、國外，大家還是要趕回家過年。

　回想起來，就是因為那是一間新成立的國中，才有機會湧入一群年輕的老師，對於毛躁叛逆的我們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百般寬容，讓大家順利往上一層樓邁進。前年，我被某政府單位推薦參加全國經濟會議，午餐之際恰與來自彰化的企業老闆同桌，彼此特別感到親切；當他知道我是哪一間國中畢業的，訝異地說：「哪有可能？」言下之意，普通國中怎麼會出博士？

　偏偏我們學區的國中是個明星學校，才國一而已，就由早考到晚，讓來自中南部的我兩夫妻有如進入大觀園般嘆為觀止。不過，最讓人憂心的是，一些老師仍然固守舊有的填鴨式教育理念，相信唯有透過不斷的大小考，學生才會唸書；考不好的就要罰抄考題及答案，不願抄寫的就要交互蹲跳、或乖乖地接受記警告。

　到現在，原本活潑愉快的小孩子已經視早自習為畏途，在大學教書的父母無法解釋頻繁考試、或是罰抄寫的用意，更不解，為何拒絕老師無理的要求就要記過？即使今天的教材都已經本土化了，老師的教學方法如果不能相對配合，學生怎麼會學得心甘情願？

　在我的信念裡頭，好的教育制度是盡可能讓所有的人都能發揮所長。我們最無法釋懷的還是老師的教育態度，客氣一點的老師會說「你不適合台灣的教育制度」，粗暴的老師則會百般羞辱、要同學加以孤立、甚至於以激將的方式要求退學。如果沒有愛心，為何要來從事教育工作？

　我們嘗試跟學校溝通，訓導主任就坦白表示，女兒就恨死了其任職的國中。新來的校長應該是好人，對於「為何記過之前未能先與家長溝通」的質疑，也只能以尊重老師推託。畢竟，所謂的「教改」已進行十年了，只不過是把過去中央集權改變為諸侯割據罷了！只要威權心態依舊，而專業又不敵錯亂的「選民」角色之際，老師就可能是社會改革的阻力。

　我們有幾種可能的選擇：換老師、換班級、換學校或是換國家。當然，我們也明白，一旦對外訴諸公意，小孩子被貼上標籤，到哪裡都不免會被當異類而歧視。彆扭的國中生正值青春期，最需要父母，我們不可能送回老家或是岳家，更不忍心拜託已經在擔任訓導主任的自己學生照顧。送外國，不只家庭沒有經濟能力，更是一種逃避；試想，我們千辛萬苦才能回來，豈有放棄子女受教權的道理？

　回想在十年前，我曾經為了要教官退出校園而在立法院外靜坐，兩年來則誠意參與軍訓課程轉型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另外，為了族群的和諧，去年受客家委員會委託草擬「語言公平法」；目前，又被教育部延攬為國語推行委員，幫助該法的推動。內人任教台灣大學，我們自認為不管是教學、研究、服務，都對得起國家、社會、學生，卻為了小孩子的上學每天心有如刀割。

　我猜，只要是常態分班，老師就有來自某些家長的壓力。然而，與其尋求非明星學校、或是放牛班，不如懇求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將心比心，可否讓我們的國中生過得快樂一點？（作者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台灣心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