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08自由時報

　■黃天麟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十月廿五日在北京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指出，「台灣不是獨立的，並不是享有主權的國家，兩岸都應尋找機會展開對話，朝向和平統一」。由於事出突然，引發國內政壇一陣震撼與錯愕。

　所幸，鮑威爾返回華府後第一時間就加以澄清，將「和平統一」改稱「和平解決」，美國國務院也向台灣重申「六項保證」的承諾不變，一場風暴就此打住。

　但回顧事件始末，仍難以釋懷的是：一、這是否真的是鮑威爾的口誤？若是，那麼導致口誤的鮑威爾對台認知是什麼？是不是下意識就有「兩岸正朝向統一」或「終將統一」的深層認知？

　二、若不是口誤，而是來自中國的壓力，不得不敷衍中國，那麼中國的壓力為什麼會越來越大，大到非否定台灣的主權與將來的自決不可？

　這些疑慮不管如何解讀，確已深深刺傷台灣人民的心，也給我們重要的警訊。現在國人應該好好思考的是，為什麼國外有越來越多的朋友、政府向中國傾斜、向中國叩頭，傾向不認為台灣為主權國家，甚至認為兩岸「終將統一」？

　筆者認為鮑威爾的說法應是耳濡目染之後的慣性回應。因每一個人每日或每次不經意看到的、聽到的都會在腦海裡留下印象，久之就成為未經整理的認知，需要「即時回應」時會根據此粗形認知無修飾的反射出來成為未經包裝的陳述。（註：經過整理之後就成為信念。）毫無問題的，鮑威爾上任四年看到的、聽到的，不是兩岸的經濟交流就是多少台商密集在廣州上海，不是專機直航就是九二共識，一會兒有國統綱領一會兒又有跨黨派兩岸政策小組，得到的報告也都是比美商還多的中國台商，比美國人還多的國人大陸觀光年（年三百八十萬人次），穿梭於兩岸之間的台灣官員多如過江之鯽，雖然有六百多枚飛彈瞄準著台灣，台灣的中國熱、中國情依舊等等。台灣雖然偶爾也會有「一邊一國」、「進入聯合國」等之舉措，但卻又永遠拋棄不了對「中華」及「中國」之臍帶與情感，因而被認為假情假意。事實是，兩岸交流的熱況遠遠蓋過了對主權的堅持，犧牲主權，屈就於國內事務的「經濟統合」事例比比皆是。日積月累，這一些事實傳達給國外朋友的信息是「兩岸畢竟會統一，也正朝向統一」。鮑威爾在接受美國ＣＮＮ訪問時的談話正可以說正確表達了外國人對兩岸關係之正常感受，他說：「美國不願看到雙方正在尋求的再統一努力會因單方片面之行動而受到損害」（We want to seeboth side not to take unilateral action that wouldprejudice an eventual outcome, a reunificationthat all parties are seeking）。從這一句「all parties are seeking」就可證明鮑威爾的認知裡，兩岸雙方正在努力於「尋求再統一」，這與一九七二年尼克森上海公報所陳述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說中國只有一個」，如出一轍。尼克森在上海公報只說出了當時台北與北京的共同語言「一個中國」，同理鮑威爾所說的也只道出台灣與大陸的共同行為「統合與再統一」。十四年來台商拚命向中國跑，台灣政府賣命於促進兩岸之交流，那麼面對中國壓力的鮑威爾還能說什麼？讓我們講一句良心話吧！「台灣自己為了商業利益勤跑中國、犧牲主權，同時又要求美國遵守六項保證，承諾不會改變對台灣主權的認知，是一項相當自私而不合邏輯的要求」。

　鮑威爾的說法也是台商西進養虎為患的一種結果。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的廠商不顧各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趁機大膽西進。此項類似經援的台商對中國之投資，累計至少已達一千六百億美元（中國官方統計是七二三億美元，但尚未包括台商經美國、維京群島、香港等地投資的部分），對一九九○年當時全國國內總生產只三八八○億美元的中國言，年一百多億美元之生產性投資是相當龐大的數目。中國經濟得此滋潤，迅速崛起，現在已號稱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今年進、出口貿易量可達一．一兆美元，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德、日，外匯存底已達四八三○億美元（今年七月底），中國龐大的市場力量已使法國席哈克總統為之折腰，使美國波音堅拒我國呂副總統之往訪參觀，鮑威爾當然也很難例外。中國也在美國憑其經濟力量在華盛頓建立起堅強的遊說力量，我方之節節敗退，可以說也是咎由自取，若無台商之積極參與中國經建，中國當不會有如今日之囂張，我國之處境亦不至於如此艱苦。政府在對中國之經濟政策上實在亦難辭其咎。

　二○○一年一月，紐約的新聞週刊訪問了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柯比（William Kirby），他說，台灣已經落入北京的控制中（經濟），它（台灣）現在能做的只能稍微放緩這種過程而已。三年多的歲月過去了。北京對台灣之控制力量正在加強，而我方政策上（經濟）又一廂情願地迅速向中國靠攏，在此情況下，我們還能要美國說什麼呢！

　西進使中國強大也使我國經濟失速，西進使席哈克折腰，也使我國的南進政策偃旗息鼓，西進將會使中國的經濟力量不久就足以左右美國的政策，但我國的毒癮（西進）卻越陷越深，難以自拔，這正是「人為財死國為商亡」的寫照。

（作者黃天麟╱國策顧問）

 

 

2004.11.08自由時報　

　中國四川省又爆發民眾抗議流血事件了！該省雅安市漢源縣居民因不滿土地徵收賠償方案，前往工地抗議卻遭當局武力鎮壓造成一名抗議者被打死，此事導致抗議怒潮一發不可收拾，總共聚集了十餘萬名群眾，他們挾持充當協調的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當作人質。抗議事件擴大之後，當局派遣武警、解放軍「維持秩序」，但抗議的民眾怒氣難消，衝撞縣府大樓，政府機關為之癱瘓。

　據悉，這起四川暴動的起因是，北京當局在前年底通過在四川大渡河興建瀑布溝水電站，這項工程將使整個漢源縣被淹沒，四萬多畝耕地就此消失，十萬餘人被迫遷移。二十年來，此一漠視民眾流離失所的模式，早已屢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三峽大壩工程。至於日常發生的，則是北京當局或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不惜驅趕農民離鄉背井以提供外商廉價土地。另外，中國為了積極發展經濟，根本不顧環境生態的維護，使得水、森林、農地等資源消耗甚速，沙漠化問題日益嚴重。再加上，中國官員貪污成風，腐化的官員層級愈來愈高，尤其是龐大的地方幹部，簡直成了吸吮農民血液的寄生蟲。在這種情況下，九億多農民的生計遂岌岌不保，他們積壓在胸中的怒火也一觸即發。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去年中國各地共有五萬八千多起抗議事件，平均每天約達一六○起，幾乎可用「烽煙四起」來形容，而且，抗議活動的目標往往鎖定政府機關與幹部，這就透露中國官員的腐敗程度，已經到了讓民眾忍無可忍的地步。中國政府對地方掌控能力降低，會為中國帶來何種政治衝擊，實在值得密切注意。

　表面上，中國是一個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對外窗口城市現代化程度相當高。但要注意，這只是東南沿海的部分地區而已，離開沿海地區到了內陸，情況就完全改觀了。一九八○年以來，中國內陸的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減緩，與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逐年擴大。與此同時，中國內地農村的剩餘勞力人口則呈現增加趨勢。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二○○一年的農村剩餘勞力人口高達一億七千萬人。農村問題重重，也造成都市的盲流成為大問題，目前自鄉村流往城鎮的盲流已近一億人之譜。難怪「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說：中國已是一片燃油之湖，只要有一個具有領導能力的人，無論他是身處小城鎮或大都市，他要做的只是丟下一根點燃的火柴。

　中國如果民變四起，以其國家、人口的規模，以及北京當局的行為模式，自是國際社會的一大潛在威脅。江澤民的智囊劉吉便曾對美國人放過狠話說：如果中國貧窮與動亂，有十％的人口成為難民流向世界，是對全世界一項難以估計的威脅。猶記過去，中國方面也曾發出放任難民渡海來台的風聲。所以，處身中國對岸的台灣，一定要對中國當前的社會危機有所了解，並且結合國際力量未雨綢繆，不能把它當作中國的家務事，採取漠不關心的消極態度。

　另一種更為可能的發展是，由於中國內部不穩情勢加劇，危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存亡，北京當局可能重施「槍口朝外」的故技。陸委會主委吳釗燮便警告說：為轉移對內部情勢的注意力，北京當局可能訴諸民族主義，將情緒發洩在台海問題上，台灣必須提高警覺。吳主委遇事謹慎的看法沒錯，但目前北京當局要挑起國際糾紛以轉移內部矛盾，也不是非得找台灣下手不可，台灣固然應當謹慎，也大可不必以為必有大難臨頭。在注意台海情勢變化的同時，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周邊的情勢，以掌握北京當局一旦鋌而走險會有哪些可能性。

　近年以來，除了台海問題，還有幾個中國對外衝突的引爆點。一是日本的首相與閣員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台主權爭議，以及最近的春曉油氣田爭議。二是越南針對爭議海域進行石油勘探招標等南海主權爭議(不要忘了，我國在南海也有領土)。三是新疆與西藏問題。有關日本、南海的石油、天然氣開發爭議，既有維護中國主權的意涵，也有現實上的利益考量，北京當局有可能以之為發洩口，尤其是南海主權爭議更適合打一場小型的局部戰爭。至於新疆、西藏現在是中國的領土，布希連任成功可望持續打反恐戰爭，北京搭上反恐列車拿疆獨、藏獨開刀也不無可能。當然，中國只要有以上舉動，包括在台海及南海的我國領土惹是生非，都會觸動國際連鎖反應，進而衝擊中國經濟發展，以致惡化中國的內部矛盾，所以，事情不是北京當局想怎樣就能怎樣。

　於今之計，北京當局恐怕只能重彈「反腐敗」的舊調，再抓一些更高層級的官員「殺雞儆猴」。只不過，多年來北京當局的「反腐倡廉」，早已證明徹底失敗，「反腐敗、愈反愈腐敗」，民怨愈積愈深。「槍口朝外」的老辦法有困難，「反腐敗」又行不通，北京當局的確是該用用新思維的時候了。我們認為，擺在北京當局眼前的另一條陽關大道，便是承認「腐敗來自專政」，揚棄中國共產黨黨天下，著手推動民主改革，像台灣一樣落實主權在民，建立民意監督的民主制度，讓社會矛盾得以透過政治程序緩解，這才合乎中國十三億人民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