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07自由時報

☉陳茂雄

　衛生署代署長涂醒哲被李慶安所指責的性騷擾案終於水落石出，去過錢櫃ＫＴＶ的人是衛生署人事室主任屠豪麟，不是涂醒哲，若不是台北地檢署積極調查，涂醒哲真的還很難申冤。親民黨立委李慶安透過助理主動找鄭可榮調查，並召開記者會公開「審判」涂醒哲的罪狀，依李慶安的說法，檢舉的人都敢具名，可證明所檢舉事件的真實性，她要涂醒哲不要再撒謊了，她也要涂醒哲提出不在場證明。李慶安的說詞出現一個大盲點，她說由具名的檢舉信就可證明涂醒哲犯罪的真實性，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過去的，若有人具名檢舉「景文」案李慶安家族污了數千萬元還要批判他人，難道她也要認定檢舉事件的真實性？若她的家族沒有貪污，是否也要提出沒有貪污的證明？有一個社團對國會議員提出評鑑，將台聯立委的立法與專業素養排最後一名，而親民黨居冠，尤其是李慶安被排為模範生。

　事實上台聯所推動的都是政策問題，而李慶安等親民黨立委所提的大部分是人身攻擊的問題。台灣的立委並沒有監察權，不能對行政官員調查，他們的權責是立法、審核預算、人事同意權等，台聯是真正在執行立委的權責，而李慶安等親民黨立委不務正業，侵犯監察權，這位社團不知是意識形態太重或是不清楚台灣國會議員的權責，否則怎麼會有這種評論。

　性騷擾案的演變過程中，有一件事情絕對是錯的，李慶安若要整政務官，也只能尋找行政官員的缺失再向司法機關或監察單位檢舉，不能自己調查，更不能透過媒體公開審判。台灣的立法委員並沒有調查權，但他們會利用言論免責權隨地放炮，挑起意識形態對立，製造社會亂象。舉發他人的罪狀本來應該到司法單位，只是司法單位講究證據或證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即使依常理推斷百分之九十九可認定嫌犯有犯罪事實，也不能據以判刑，司法審判可以接受因無證據而將犯罪的嫌犯誤判為無罪，但不能在無證據的情況下判嫌犯有罪，即使誤判的或然率很低。也就是因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很難入人於罪，所以多數人會透過立法委員放炮，使立法委員逾越自己的權限擾亂社會。

　在法律方面公務人員的常識是比一般民眾豐富，所以一般民眾要舉出公務人員侵犯人民的證據是相當難，但還有其他途徑可以使犯錯的公務人員接受懲罰。司法審判講究證據，但不代表沒有證據就可逍遙法外，上軌道的民主國家都會有監察制度的設計，監察單位不同於司法單位，它是代表人民追究公務人員的行政責任，而彈劾案的成立也不像司法審判，需要充分的證據，而是以表決的方式來決定公務人員該負的責任。李慶安若覺得涂醒哲犯錯，應該向監察院檢舉，自己調查是一項錯誤的行為，透過媒體「審判嫌犯」更是離譜，因為這個動作已侵犯監察權，更侵犯被檢舉人。對台灣的監察體制而言，立法委員與一般民眾一樣，是沒有調查權，更沒有彈劾權。

　立法委員既沒有司法權，也沒有監察權，卻常常侵犯監察權，他們透過媒體追究行政官員的行政責任，動不動就要行政官員下台，事實上行政官員有自己的任免體制，立法委員完全沒有權力介入，可是台灣的國會議員卻常介入不該介入的人事權。本來立法單位的權限只在立法與訂定政策，不得干涉行政權，然而台灣的國會議員干涉行政權是司空見慣的事，更常有壓迫公務人員的紀錄，現在連監察權他們都侵犯。立法委員所以能夠侵犯他人，是因為他們以質詢權、言論免責權、審核預算權等權力壓迫公務人員，例如最近發生侵佔公地的農民面臨公家機關的追討，他們請出立法委員護航。本來侵佔公地應該移送法辦，可是某些立委不但不維護法律的尊嚴，還要求承辦的機關讓侵佔公地的農民就地合法化，而且態度蠻橫無理。台灣已變成野蠻的社會，傳統的野蠻社會是以武力破壞社會秩序與制度，台灣的野蠻社會是以權力當作破壞的工具，其危害之深，遠大於以武力為工具者。

　監察權的設計是由監察單位代表人民追究公務人員的行政責任，而最夠格代表人民的就是國會議員，所以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監察權是歸於國會。修憲時民進黨曾經主張廢監察院，可是舊國民黨勢力（包含李慶安家族）極力反對，他們認為監察權獨立於立法權之外是孫中山先生精心的傑作，不宜變動。就是在舊國民黨的堅持下，使台灣的監察權獨立於立法權之外，很顯然的，這是錯誤的設計，因為台灣的監察委員不是由人民選出，由他們代表人民執行監察權是有點牽強。然而幸好有這個錯誤，台灣的政局才不會更亂，台灣政壇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不分是非，任何時刻在野黨都意圖使執政黨垮台，若國會擁有監察權，整個行政體系天天都要面對在野黨國會議員的調查，在野黨國會議員拿著「羽毛」都會使行政體系雞飛狗跳，有了「令箭」不天翻地覆才怪。再說依目前體制所產生的監察委員水準遠高於立法委員，意識形態也不會像立委那麼明顯，由他們執行監察權當然比立法委員高明，看來這個錯誤的體制反而有利於台灣。（作者陳茂雄╱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