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4【大紀元時報】

　【大紀元訊】美國著名的華裔愛滋病專家何大一近些年來經常到中國幫助開展愛滋病防治工作。他所看到的中國愛滋病蔓延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他說，一些地區的情況和非洲差不多。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何大一目前擔任紐約阿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大約五年前，他與他的一些同事前往中國，推動一項愛滋病防治計畫。何大一對中國一些地區愛滋病蔓延的嚴重程度感到吃驚。

近日何大一在美國三藩市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談到他所見到的情形。他說：「我在中國的南部和中部親眼看到了這個悲劇的發展，人們可能很難相信，那裡的情況和非洲沒有什麼差別。這兩個愛滋病嚴重地區影響到的都是農村中的窮人。每天賺到的錢不到一美元，他們患了愛滋病，卻得不到任何治療。」

何大一對中國的情況感到悲觀，他指出，中國愛滋病最嚴重的地區，就是中國南部的雲南和中部的河南。

何大一談到河南，他說：「河南很多青年因患愛滋病死去，他們的孩子只好讓爺爺奶奶照顧。整整一代人因患愛滋病消失了，如果沒有爺爺奶奶，那些孩子就成了孤兒。這和我在非洲看到的情況非常相似，這些情況不能不讓人感到悲觀。」

何大一指出，中國雲南愛滋病感染的途徑主要是吸毒，河南主要是賣血。談到賣血，他指出：「這些人大多數是河南以及附近省裡貧窮的農民，他們賣自己的血賺錢。但是不衛生的收血方式，使他們感染上愛滋病。」

何大一認為，中國愛滋病蔓延日益廣泛，但防治工作卻進展緩慢，前景使人不能樂觀。◇

 

2006.11.24【大紀元時報】

河南寧陵縣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李喜閣和兒子。(法新社)

【大紀元訊】應北京一所大學的邀請前往北京講學的河南寧陵縣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李喜閣，剛一到北京就被河南政府人員攔截，並遣返河南。民間關注愛滋病的活動人士胡佳及北京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對此都表示遺憾及困惑。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和全國輸血感染愛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員會在本月25日到30日在北京召開第二屆「血液安全，愛滋病法律和人權」會議，討論輸血感染愛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相關的賠償，治療和關懷等問題，作為輸血感染愛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員會的會員的李喜閣想前往出席，此外，北京語言大學邀請李喜閣在24日作有關愛滋病的演講。

李喜閣是一名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婦女，長女因愛滋病已經去世，二女兒也被感染。李喜閣兩年來一直致力於尋求醫院和政府的賠償。

對於李喜閣又被抓回河南，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表示很無奈，他說：「輸血感染愛滋病的事情發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這樣不作為的態度，使我們感到很困惑及氣憤。」

胡佳表示，這次不止是北京語言大學請李喜閣作演講，此外還有另外兩個演講等著她，李喜閣的演講現身說法，對現在的大學生起到觸動作用，胡佳說：「她作為愛滋病的母親，每次都帶著她的感染愛滋病的五歲女兒，這種環境下給同學們的教育，給同學們的心靈傳導，給同學們的震撼，都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

胡佳表示，李喜閣在為自己家庭討公道的過程中，也在當地建立起一個叫康樂家的民間組織，為其他的感染者做事，她現在發揮的作用很大，她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不論在任何場合她都能站出來向任何人坦然地說我是愛滋病感染者，我是因為什麼情況感染上愛滋。

據《中國日報》引述衛生部數據指出，中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在今年飆升了近30%，其中，5.1%是因為非正常賣血或在醫院輸血受感染。◇

 

2006.11.24【大地報導】

保護台灣大聯盟主席楊緒東

要探討今日中國黨還能大肆作亂，對於台灣國人民的惡意打擊必須加以探討，何況屬本土的民進黨雖然執政，還是巴結中國黨餘，派系爭執打擊自己的團隊，雖曰所謂之以“德”報怨，真是偉大之至，卻使得公理與正義無法伸張，弱化台灣建國的力量。未來我們這批台灣國的志工，還會是含淚投票，依然支持沒有LP的本土候選人，想起來真是悲哀。沒有228平反的公審，無法落實真正的革新行動，沒有白色恐怖的平反，不會有公義的社會，何時等到中國黨能夠自我反省？答案就在中國黨的政治殺手未曾受到人民的審判，公審產生的公義，才是台灣真正民主化中的重要過程。

由“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這本書中，我們發現真的元凶蔣介石，其子子孫孫仍然吞食台灣民主轉型的成果，把此書中的重點摘錄以嚮大眾。（以下為書中所言）

消滅台灣菁英　有利中國人統治台灣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台灣社會精英，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燈，因時常針砭時政和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當局所忌而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時任台灣大學教授的林茂生，因創辦《民報》得罪陳儀而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台灣本土金融鉅子、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陳炘，亦因得罪當局而在病榻中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等人，因赴嘉義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人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槍殺；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擔任《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制憲國大代表兼省參議員林連宗等其他無數的全省各地精英們，都遭受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未明。在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未曾參與事件經過或自認是善意協助政府者，然而皆遭遇不幸。上述台灣精英受難日期,詳參「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

序號	姓　名	職　　銜	受難日期
1	王石定	高雄市參議員	1947.03.06
2	黃　賜	高雄市參議員	1947.03.06
3	葉秋木	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三青團屏東分團主任	1947.03.08
4	宋斐如	台灣省教育處副處長	1947.03.09
5	李仁貴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6	施江南	四方醫院院長	1947.03.09
7	徐春卿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8	陳　屋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9	黃朝生	醫生、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10	李瑞漢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1947.03.10
11	李瑞峰	律師	1947.03.10
12	林茂生	台灣大學教授	1947.03.10
13	林連宗	制憲國大代表、省參議員	1947.03.10
14	蕭朝金	岡山教會牧師	1947.03.10
15	王添燈	台灣省參議員	1947.03.11
16	陳　炘	大公企業公司董事長	1947.03.11
17	阮朝日	台灣新生報總經理	1947.03.12
18	吳鴻麒	高等法院推事	1947.03.12
19	吳金鍊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	1947.03.12
20	陳復志	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	1947.03.12
21	陳澄波	畫家、嘉義市參議員	1947.03.12
22	湯德章	律師	1947.03.12
23	張榮宗	朴子副鎮長、三青團朴子區隊長	1947.03.12
24	潘木枝	醫師、嘉義市參議員	1947.03.12
25	盧炳欽	醫師、嘉義市參議員、三青團嘉義分團書記	1947.03.12
26	王育霖	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建中教員	1947.03.14
27	林旭屏	省專賣局菸草課課長	1947.03.15
28	郭章垣	省立宜蘭醫院院長	1947.03.17
29	許錫謙	三青團花蓮分團股長	1947.03.20
30	張七郎	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	1947.04.04
31	楊元丁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	1947.04.08
32	黃媽典	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	1947.04.22

「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受難平均年齡30歲

此一不幸事件，對台灣社會精英打擊甚大，也間接影響地方政治生態。例如台北市參議會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台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分別被通緝與監禁。另外，由於許多地方人士在歷經事件中的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對於政治開始採取疏離與冷漠態度，根據吳乃德、陳明通的研究顯示，基層的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後不再參與體制內的選舉，成為全台的普遍現象。在縣市參議員層級上，全台將近七成的參議員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壇，只有三成的參議員願意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而願意繼續參與體制內政治活動的本土精英，成功連任的參議員只有總數的二成。其結果是，在事件之後，全台各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的本土精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斷層。

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作家吳濁流的小說《狡猿》中，對這些政治新貴曾有生動的描述：「現在的人，白丁可以做代表，不識字可以當議員，公學士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局長。」但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蔣介石假公濟私 派系鬥爭

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中國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種方法拔除中央及台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台灣的威脅，實行戒嚴統治，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台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

由於國民黨有其外來政權及省籍分歧的因素限制，戰後初期雖曾壓制本土勢力，但為統治正當性，仍需要地方人士的支持，乃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作為交換與籠絡手段。具體而言，有如下四種方式：第一是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占經濟活動，這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農漁會及汽車客運公司；第二是省營行庫的特權貨款；第三是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包攬；第四是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例如表面上合法的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來進行土地投機炒作，或是以公權力來掩護非法性的經濟活動如經營地下舞廳及賭場。透過這些經濟特權，地方派系即可在選舉中為國民黨動員群眾、匯集選票（包括買票賄選和利用血緣、地緣關係），穩定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然而往前來看，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鬧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等學習活動，無不說明當時台灣人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人士的到來。不過，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台灣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誠如事件受難者、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所創辦之《民報》在社論〈記取去年今日〉一文所指出：「鳥兔匆匆，倏忽已過一週年，回憶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猶歷歷存在我們的心裡。可是我們拿一年前此日的社會狀態和台胞的心理作用，與今日的實況互相作〔比〕較，大有今昔之感。現在百物騰貴，民生困苦，盜賊增加，治安未上軌道。貪污日盛，政治尚缺修明，人民不滿發而為之怨言，期待失望，興奮與熱情俱歸冰冷，與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

蔣氏皇朝的中華民國體制 只有分離與仇恨

然而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台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台彎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例如當局強制性地推行國語，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使得「台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台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到處罰」，影響日後有些台北市台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台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台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很多日治時期台灣本土作家或創作者在國民黨來台後即封筆或消聲匿跡了，例如作家張文環於1933年自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同年發表處女作《落雷》。此後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說、散文或劇本發表於島內各種文藝雜誌或報章。自二二八事件後至1957年，台灣正處於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他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 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等描述中國抗戰時期的小說。此外，學校教育盡是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的教學，卻少有台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什麼是「二二八事件」；只知道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台灣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種種，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以致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台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台灣文化。

由1947年的228事變延伸到今天的台灣亂局，雖曰政黨輪替，實施民主制度，其實際內容，還處於中國黨與台灣國的戰鬥，只是戰爭還不到真正武裝打仗的程度，蘊積在台灣內部的內戰火苗，正因為中國黨缺乏反省能力，而繼續炙熱燃燒，如果台灣人民與執政黨還如此縱容中國黨亂台，不舉行政治平反的公審公義活動，中國黨在台灣不會有反省的能力，而台灣國人民不斷受到中國黨挑釁之下，雙方的血戰很容易被有心人挑動，而一發不可收拾，尤其2008年的大選活動，雙方會有明顯的偏中、護台兩大陣營的強烈對抗，台灣人要能審慎評估未來的挑戰。

2006.11.24【自由時報】

■高為邦

在「投資台灣 — 贏的策略與實踐」座談會中，我提議以工業區為一單位，區內官員與廠商代表共組管理委員會，再由管理委員會自行引進外勞，將巨額佣金按比例退還區內廠商，減輕廠商勞力成本，進而提升廠商國際競爭力；在量的方面希望政府放寬外勞與本勞的比例為一比一，解決企業嚴重缺工現象。如此一來台商肯定大量回流投資設廠，創造出更多工作機會。但是，經建會胡勝正主委認為，如果台商有了低工資的外勞，就不會再追求「產業升級」了！

十多年來，政府高官、財經學者、管理專家都呼籲中小企業要做好「產業升級」，似乎只要做好「產業升級」就能脫胎換骨，變成競爭力特強的一條活龍？中小企業也盡可能做到設備現代化、生產自動化、製程合理化等的升級的要求。

可是台灣產業經過十多年來掙扎，產業升級成功而能存活台灣的案例不多，外移中國大陸卻比比皆是，塑膠業、紡織業、製鞋業、機械業、電機業、電子業、自行車等等，全都走了！這些都是曾經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賺取大量外匯的中小企業呀，我們的政府卻毫不珍惜將這些會下蛋的金雞全送給了中共，使中國外匯存底迅速達到一兆美元，超越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一。讓中共更有實力在國際間打壓台灣，何其諷刺！

有人說，台灣何其不幸位於中國旁邊，對中國的磁吸效應毫無招架之力，產業大部分都移往中國，使台灣經濟長期陷於困境。我認為台灣何其有幸，圍繞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中國大陸之間，有充沛且低廉的勞力來支援產業的發展，不幸的是：政府不知善加利用。

台灣的競爭力在民間，在過去沒有政府的關懷與照顧下，中小企業卻能憑自己的力量研發、生產、行銷全世界，創造台灣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可是近十餘年來在政府的管理照顧下，中小企業不是關門歇業就是出走他鄉，台灣經濟陷於困境，不但淪為亞洲四小龍之尾，經濟成長在亞洲更是敬陪末座。一起一伏，令人不勝唏噓！

（作者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2006.11.24【自由時報】

■許廷發

夏馨女士是前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以前只知道她在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在國務院未明確表態前，即以ＡＩＴ理事主席身分率先拍發賀電，導致不多久黯然去職下台。當時的感覺是台灣人民欠夏馨女士一個很大的情。

本月初，獲知夏馨女士和她的先生及女兒將以私人身分到日月潭旅遊，需要一位解說志工，筆者即向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登記，自告奮勇為她們一家人導覽日月潭美麗的湖光山色。日月潭迷人的景致，完全出乎夏馨女士的意料之外，談話中屢次提及，日月潭實在不輸世界上許多頂級著名的風景名勝區，為何以前都不知道？是不是觀光單位對外宣傳不足？日後有機會一定要把親身所見告訴國外人士，為日月潭的美麗作見證。

短短二天的相處，夏馨女士言談中處處流露出愛台灣之心，筆者也深深感受到夏馨女士的平易近人。參觀埔里花卉博覽會及遊日月潭時，隨時有熱情民眾要求拍照合影留念，夏馨女士來者不拒，即使時差尚未恢復，非常疲累，依然保持笑臉迎人。在九族文化村參觀時，夏馨女士與負責接待的阿美族姑娘，雙方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傍晚揮手道別時，離情依依，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們是多年的老朋友。第二天中午在日月潭畔伊達邵的富豪群民宿吃飯，夏馨女士還特地邀請司機同桌用餐。民宿林老闆把握難得的機會，亦不能免俗的要求合影，夏馨女士不但答應，還主動表示願意簽名留念，直爽豪邁、毫不做作的個性，顯露無遺。

（作者為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志工）

 

2006.11.24【自由時報】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美國商會會員大會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以「照顧美台關係的花園」為題發表演講。楊處長指出，美台的夥伴關係建立在三個基礎上：一是台灣的安全，二是台灣的民主，三是堅強的美台雙邊經濟和貿易關係。

對於台灣的經濟，楊處長肯定「台灣的經濟其實表現良好」。楊處長分別舉出失業率下降到四％以下、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相當可觀、股市穩定成長、金融逾放比已不到三％等等，來證明他對台灣經濟的樂觀結論。

然而，楊處長話鋒一轉又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在中國無比的成功；沒有比台灣更成功打入中國市場、或利用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國家」，「總而言之，台灣在中國的生意作得很不錯」。言下之意，彷彿台灣錢進中國，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正面意義。

或許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楊處長說「我們鼓勵台灣與中國談判，盡快開放三通，尤其是飛機直航」，「台灣若要維持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地位，就需要與中國直航」，「台灣愈慢開放三通，則自外於區域整合趨勢的風險就愈大；三通直航可使台灣更具競爭力，並成為更好的投資與經商地點」。

「美國會繼續努力，確保台灣繼續成為繁榮、充滿活力的美國夥伴」，是楊處長用心之所在。不過，所謂的三通直航，是否能確保台灣的繁榮與活力，卻大有商榷的餘地。十餘年來的錢進中國，尤其是六年來的積極開放，台灣投資中國的累積金額已達三千億美元，台灣對中國顯然不是投資不夠，而是投資過度且導致台灣本身的經濟陷入困境。

十餘年前，鼓吹錢進中國者聲稱，低階製造移往中國，高階製造留在台灣，後來又說上游產業留在台灣，下游產業移往中國。結果，高階製造、上游產業，甚至連高科技產業，都紛紛移往中國。現在，繼開放○．二五微米製程之八吋晶圓廠之後，又聞將開放○．一八微米製程之八吋晶圓廠登陸。如此毫無限制地開放下去，且加上三通直航的方便性，未來台灣還剩下什麼？在台灣，主張三通直航最力者，乃是泛藍人士。他們推動三通直航，不是為了發展台灣經濟，而是想透過兩岸經濟整合，達到兩岸統一（被中國併吞）的目標。而中國方面也曾放話，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持續上升，只要中國對台灣採取經濟制裁，便可讓台灣在政治上屈服。換句話說，所謂的三通直航，只會讓中國擁有更多對付台灣的籌碼。

在這種情況下，還把三通直航當成神丹妙藥，等於是把台灣推入致命的火坑。猶記十月底，楊處長召開記者會提醒立法院在這個秋天通過軍購預算，趕快加強自我防衛的能力。如果三通直航實現了，如果兩岸經貿更密切了，杯葛軍購預算的泛藍人士，豈不是更能振振有詞地反軍購？所謂的三通直航，豈不是成為軍購預算的終極殺手？果真如此，「只要台灣保持自我防禦的能力，就不必害怕與這個龐大並快速成長的鄰居，關係變得更密切」，豈非成了空談？

談論三通直航，不能光從美台企業的角度而論，而應從美國三億人與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利益著眼。美台之間除了經貿關係，更重要的是戰略關係，更何況，商業利益是短期的，戰略利益是長久的，顧彼失此將因小失大。楊處長強調，「即使面對中國經濟的戲劇性崛起，台灣對美國來說還是極端重要的」，可見楊處長並非無見於此。我們希望，楊處長能從這個角度，深入了解三通直航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