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12大地報導
台灣人的總統
不為中華民國憲法所捍衛？
■ 保護台灣大聯盟主席楊緒東編寫
台灣國的鄉親皆有一樣的想法，萬一身為總統的阿扁被一個小小沒有民意基楚的法官判刑，會怎麼樣？立法院的立法委員都有胡說八道的言論免責權，法官亦奈何不得？而檢察官可以任意起訴一國之首，法官亦可隨意審判總統，要他下台入監，是否代表中華民國憲法的52條總統刑事豁免權只及於統派中國黨，若是如此，則中華民國的憲法與法律就必須趕快制憲正名，果不可得，只好全民抗暴了。
由凱達格蘭學校發行的『捍衛總統職權─憲法第五十二條真義之探討』一書裏頭，多位憲法專家有如是說，茲要點摘錄如下：
李鴻禧教授談到：
從最近有關憲法五十二條總統刑事豁免權之問題，我們看到了整個立法院及行政機關，包括總統、法務部長和檢察總長，對刑事豁免權的無知；尤其連准司法機關的檢察體系，以及司法機關的法院，都不曉得這本來就是違憲起訴，法院應該早在審判日程前的程序，就要考慮要不要受理這個案件，研究法院有沒有這種違憲起訴案件的管轄權，是不是要採用刑事訴訟的不受理。令人遺憾的，台北地院對這些好像都不在意，也沒有應先討論的態度和運行。
許慶雄教授亦言於此：
所以各國都有總統在職期間不受刑事訴究的這個制度。其目的是要讓政局穩定，讓整個國家政治、社會、國民所期待的行政領導中心能穩定。有人說偵察應該可以，只要不起訴就沒有問題，但是制度本身就是希望達到這樣的目的。如果像現在這樣，不起訴總統，起訴共犯，然後共犯被判有罪，總統可以這樣被偵察、被訊問，卻又不能為自己辯護，反而更不合理？同時這個不受刑事訴究制度本身更失去它的意義。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問題是偵察有沒有違憲。當然我們都知道，檢察官如果要辦案，檢察官要有搜索票，要有逮捕狀，他才能去逮捕嫌疑犯，才能去搜索證據。檢察官如果沒有依照這樣的法律規定去辦案，那就是違法辦案，那就應該要制止檢察官不可以違法辦案。像這次的案子更是違憲，連憲法都違反去辦案，那就更嚴重了！
同時法律也好，憲法也好，絕對不是任何個人可以放棄或是改變的。陳瑞仁檢察官說的話實在很令人遺憾。檢察官說：總統答應了，他說願意放棄，所以我就可以偵察、訊問總統。憲法的規定是總統個人可以放棄的嗎？國會議員的免責權如果個人宣布放棄，你就可以偵察嗎？嫌疑犯如果放棄搜索、逮捕狀的規定，檢察官就可以沒有逮捕狀就去逮捕嫌疑犯嗎？所以法律、憲法規定的制度，不可以因為某一個官員，或是當事者說我要放棄就可以改變的。這次的案子，檢察官竟然連這個簡單的法理都不懂，公然違憲、違法的去進行偵察、辦案。
同時大家都知道檢察一體，檢察體系是一個行政體系有上下指揮關係，不像個別法官是屬於獨立辦案的。個別的檢察官陳瑞仁，不知道違法的辦案、違憲的辦案偵查是不對的，但整個檢察體系的數百位檢察官，還有檢察總長，或是各級檢察首長，上千位、數百位的的檢察體系，難道沒有一個人知道嗎？這表示，這些檢察官都認為，違法辦案沒有關係，違憲辦案、違憲偵察沒有關係，那這個就很嚴重了！
今天，不是只有個別檢察官陳瑞仁違憲的問題，而是整個檢察體系連ㄧ句話都沒有講，內部都沒有自行去處理這個違憲偵察的問題被提起，可見我們的所有檢察官都不知道憲法是什麼，法律是什麼，不知道要依法才能偵查，要依照憲法才能辦案的法理，那這個就很嚴重了！
事關合理的指揮權問題，亦有所述：
法務部長必要時要發動指揮權，這個在日本、美國、歐洲也是一樣，要發動指揮權，來指揮這整個已經違法的檢察體系。在制度上，這不是對個案的指揮，不是干涉檢察官辦案，而是因為整個檢察體系已經違法辦案、違憲辦案、違反法律、憲法去偵查總統，這個在制度上已經不對了，所以要發動啊！
但我們的法務部長沒有發動指揮權，法務部長不發動指揮權，他的直屬長官行政院長也應該指示他去處理，這都是行政體系應該進行緊急處理的。
早在六月、七月的夏天，早就應該這樣運作，但是執政團隊竟然沒有這樣的警覺性。我們的民主改革竟然已經改革到，連政府官員、法務部長、行政院長對下面的檢察體系違法、違憲辦案，都可以無動於衷，都放縱、縱容整個檢察體系違法、違憲辦案，那這個就很嚴重了！
執政團隊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大家都說是為了拉攏這些舊勢力所留下來的官員，緩和他們的情緒，讓他們了解我們是大公無私的，尊重司法的，是沒有黨派色彩的。新的執政者掌握政權可能有這樣的心態，但是我覺得不對。如果法務部長連整個檢察體系制度違法、違憲都不敢指揮了，那最近為什麼特別費的案子又指揮了，實在令人覺得奇怪呢？法務部長、行政院長最近為什麼針對特別費的案子，又指揮檢察官不要辦案。法律規定要辦，特別費的貪污罪就要辦，沒有憲法的豁免權，依照法律就應該偵辦，結果現在竟然要不當的發動違法的指揮權，要他們無視法律不要偵辦。法務部長竟然說法律規定可以不要管，這個案子不要辦，這個個案不應該辦，這個是過去大家遺留下來不對的法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法律應該要改啊！現在依法偵辦特別費，法務部長竟然發動指揮權指示檢察官最好不要辦，連行政院長也指示，那這個又是什麼呢？這就讓我不了解了。
今天為了拉攏舊勢力，什麼都可以妥協，民主政治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原則都可以違反，這樣子讓我懷疑我們的社會，到底能不能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
但是若由行政院長或法務部長以歷史共業為由，不辦馬英九的特別費，而坐視違憲的國務機要費案件踐踏憲法，就是本身亦是違憲違法之人，是否主張台灣國的總統，不為中華民國所轄，難道要逼六百多萬的選民武裝起義，以流血的方式推翻中華民國ROC。
藍軍成為赤軍的打手，已經非常明確，而檢調到審理法官染出一片紅潮亦是不爭的事實，許教授以局外的觀察與吾等台灣國人民的想法甚為相當，他說：
北京在台灣已經掌握到一個權限，可以對抗我們的行政權，民進黨執政只有拿到行政權，今天北京卻掌握媒體。支持北京的人，運用國會的權限，掌握稍微過半的多數，就濫用多數權限，來破壞立法權，那整個行政權怎麼能正常推動呢？我們社會政治的發展怎麼能夠安定呢？所以，這很嚴重，甚至會影響到、侵犯到國民主權、國民知的權利，甚至會扭曲我們的政治判斷。
汪平雲律師點出總統刑事豁免權的意旨：
憲法上規定很簡單，它只說：「總統除內亂、外患罪，非經彈劾或罷免，不受刑事上之訴究。」那「刑事之訴究」這幾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不是「說文解字」。我們要從憲法五十二條的基本精神是什麼開始思考。我今天要把憲法五十二條的基本精神，比較仔細的藉這個機會，向各位先進來報告。
憲法五十二條的基本精神，最簡單來講，就是保障總統他在憲法上的職權和地位。那麼總統在憲法上有什麼職權？有什麼地位？我們的憲法規定，總統是國家元首，代表台灣，代表我們國家。此外，我們的憲法在增修條文中，也賦予總統相當程度行政首長的實權。所以，雖然我們的政府體制有雙首長制、半總統制的各種爭議，我們大概可以同意的是，總統仍然具有行政首長的職權。而憲法五十二條所要保障的就是總統的職權和地位。而所謂的職權和地位，就是國家元首的地位，以及行政首長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監督施政的執行，以及各種政策的推動。這些就是憲法五十二條所要保障的客體。
那我們進一步來講要保障的利益是什麼？保障的利益不是保障總統個人，是保障總統這個職務。大法官釋字388號解釋裡面講了很清楚，是為了保障總統這個職務能夠正常的運作，避免國內政局的不安，以及損及國家對外的關係。所以，簡單來講，其實就是在保障國家的重要利益。如果從這裡來看，憲法五十二條要保障的法益，其實就是國民全體，也就是國民全體所形成的國家的共同法益，共同的利益。
許多人不明瞭的國務機要費，亦引述汪平雲律師的敘述：
但是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是什麼？根據主計處的解釋，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是總統行使職權所必須的一些費用，他具有機密費、機要費、特別費等綜合的性質。用更簡單的話來講，其實這裡面就代表我們對總統在政治上的一個信任，人民透過選票選出總統，要給總統有一定的彈性，因為他行使職權需要各種經費，每一個總統的施政風格不一樣，有的總統可能會把這個經費拿來擴大他的幕僚群，有的總統會認為這個經費要拿來做機密外交，甚至做機密外交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總統可能認為這些機密外交的部分，在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場合，他可能要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所以，我們說總統國務機要費，其實就是總統行使職權的必要費用，也已是總統行使職權的核心事項。當檢察官去偵辦總統機要費去向的時候，其實他就在干涉總統的職權；當檢察官要總統要鉅細靡遺報告，從2000年擔任總統以來到2006年，每一筆的國務機要費到底用到那裡去？做什麼用？就已經違反憲法五十二條的意旨。
今天我們在起訴書看得更清楚，檢察官把自己膨脹到比總統、憲法更高的地位，比如說，他在裡面提到有一筆錢是交付呂副總統的活動費用，他說這個錢不算機密外交，因為這個活動已經是公開的，可是他知不知道，有些活動在台灣的處境底下，必須要用民間團體去邀請，由政府在背後出錢，但政府在背後出錢這件事情，不能夠隨便讓外界知道，這是台灣特殊的處境，一個檢察官怎麼能夠去判斷說總統使用這個機要費、機密費的方式是不是對？他說這種錢你根本不必用機密費或國務機要費來出，他說這只是一般性的活動而已。我們的檢察官膨脹到認為他比總統還大，他不僅是在指稱總統有沒有違法的問題，他事實上是在評斷總統國務機要費如何使用，所以他採信了兩筆機密外交，不採信其他的機密外交，這是因為從檢察官自己的角度去評估、去衡量這個機要費要如何使用。
在台灣有中國派的檢察官，還停留在統派思維的圈圈，汪律師指出此盲點：
我可以看見檢察官在起訴書裡面，很少真正確定證明這個金錢有沒有流入私人口袋，就像這個案子裡面，陳瑞仁檢察官說陳總統貪污了一千多萬元，但他沒有辦法證明這筆錢確實是流入總統或夫人的口袋裡面。但為什麼過去這樣就起訴，而且法院經常就在定罪呢？這證明我們的司法系統是有問題的，沒有真正實現「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原則」。因為檢察官的態度是說：你今天不跟我說，沒關係，那你就去跟法官說，我就把你起訴，今天我只要查到你有假發票，我就把你起訴，你又交代不清，我就把你起訴。
我們的檢察官想到什麼？腦中只有狹隘的司法英雄形象，和職業慣性形成的所謂「辦案技巧」，卻完全忽略了憲政層次的思考。他面對的對象，是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的總統。這不是禮貌不禮貌，講話態度謙和不謙和，這種人情世故層次的問題。而是對總統的憲政地位，有沒有真正認知的憲政素養問題。我們似乎還停留在「包青天」的時代。
其實我們如果仔細讀起訴書，會發現起訴書裡面，不僅有法律語言，還帶有憤恨的語言。所以，我不覺得陳瑞仁檢察官是依法起訴，還有很多地方是依憤恨起訴。他依憤恨起訴，到底在憤恨什麼？第一，他認為，我在問你的過程中你有說謊；第二，他認為，我已經問你了，我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問清楚，把機密外交的用途問清楚。但是他忽略了，檢察官在憲法五十二條的限制下，檢察官其實沒有職權把這個問題問清楚，他沒有職權把機密外交的具體流向一一弄清楚，因為這裡涉及政治判斷的問題，涉及公佈這個資訊會不會影響到什麼樣政治後果的問題，這不是檢察官要負擔的責任，而是總統要負擔的責任。所以，我說這是陳瑞仁檢察官第三個違憲的部分。
最後，陳瑞仁檢察官第四個違憲的部分，就是他起訴了夫人吳淑珍，又在起訴書中把總統明確列為共同正犯。其實起訴書中就已經等於表明總統涉及犯罪，立法院第三次的罷免，罷免案的理由就是根據檢察官的起訴書，說起訴書已經認定陳水扁總統是貪污的共同正犯。我們看起訴書中，的確有列陳水扁犯什麼什麼罪，之後等到他卸任之後再行追訴。檢察官可不可以這麼做？我們知道，在一個正常法治國家內，就算一個再認真辦案的檢察官，都有可能犯錯。他的心證可能出錯，檢察官不能在這裡就做一個定論，而不讓人有經過公平審判的程序。起訴書摧毀的是什麼？摧毀的是人民對一個政治領袖、國家元首的政治信任，而濫用的是國家法律賦予他的公權力。
檢察官常以情緒、論述案件習慣於聽命上峰指示，而威權不再是壓力時，又無法客觀判斷是非，對憲法的學養與無罪推論的作業方式，明顯生澀，故有如汪律師所言之誤：
檢察官的起訴書，不同於人民的言論自由。任何民主先進國家，包括美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批評總統。比如說，有很多人討厭小布希，他就在T-SHIRT上寫個BUSH SHIT，他也可以在電腦上，把布希卡通化變成玩偶，這些都是個人的言論自由。但檢察官今天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是在行使國家的權力，這裡不是他自由判斷的空間，這個國家的權力有憲法上與法律上的界限。案件不是自己認為愛辦到那裡，就辦到那裡；不是認為要辦到怎樣的程度，就辦到怎樣的程度。他忽略，他今天是來扮演一個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角色。所以，檢察官沒有這種評斷總統的資格。儘管陳瑞仁檢察官個人的政治信念可能主張陳總統應該辭職下台，但他不能使用公權力。所以，這個起訴書的政治意涵，等於變成是逼總統總統下台的藉口。總統如果要獲得公平的審判，就必須自行請辭；總統如果不下台，就沒有辦法獲得公平的審判。憲法五十二條，反而變成是逼總統下台的工具，這造成憲法上難以容忍的兩難。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起訴書已經變成是一個政治的行為。或者，講難聽一點，變成是政治鬥爭的行為。這對我們未來的檢察體系、檢察官制度以及憲政制度的發展，將會產生非常深遠與惡劣的影響。
國人常引用美國的制度，又不清楚美國憲法與法律的意向，茲引用中研院黃國昌的談話，可悉一二：
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四年關於水門案件所作成之裁判，事實上成為該案件所審判的刑事被告，從來就不是尼克森。該案被告，其實是當時包括前檢察總長在內之數名白宮官員。尼克森在那個案子裡面，只是被要求交出錄音帶而已。尼克森本人，從來沒有在那個案件成為被告，這是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確定清楚。
其次，我前面所說在美國法上出現高度「類似」於我國目前狀況所指的是什麼？在美國法出現高度類似的狀況就是說，當時美國大陪審團在起訴那些涉及水門案件的數名被告時，最後在起訴書的小小附註裡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尼克森總統被列為沒有被起訴的同謀共犯……
後來接任的檢察官Jaworski，的確在起訴書上點到，有數個沒有被起訴的同謀共犯，其中包括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如何涉案，完全沒有在起訴書中提及，因為他們認為，本於憲政的要求，這些記錄必須封存，根本不能公開……
如果把相同的問題脈絡放在我國來看，陳水扁總統在陳瑞仁的起訴書中，被指名道姓地說他是還沒有經過起訴的共犯，由憲法第五十二條規範的意旨來看，這樣的處理方式，事實上所造成的憲政危機，甚至將比直接起訴總統更嚴重。詳言之，當一個人被檢察官透過官方的起訴書向整個社會宣布說，那個人是一個被我們認定的犯罪人時，將對該人的權益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憲法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這一個被檢察官指著鼻子說你是犯人的人，應有儘速接受審判的權利，因為如果沒有馬上接受審判，洗刷他的污名的話，他走到社會任何一個角落，就好像有一朵烏雲在他的頭上，永遠都跟著他。同樣地，如果你被檢察官指名說你是犯人，但是現在暫時先不起訴你的犯罪行為，這樣的狀態，對於那一個人來講，完全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如果有人會說，何以陳水扁總統不主動辭職，那麼黃國昌博士亦有說明：
陳水扁總統可以選擇主動辭職，總統主動辭職之後就沒有憲法第五十二條的問題。但是如果真的藉由總統選擇自己辭職，然後換取儘速接受審判的權利以洗刷自己污名的話，等於是我們將整個憲政體制中之彈劾機制完全架空掉了。也就是說，總統政治責任部分，可能是透過罷免來處理；但當我們談法律責任的時候，在憲法上，對於總統訴追的機制是彈劾，必須透過彈劾的機制使總統因法律責任而去職。
如果一個檢察官的起訴行為，可以迫使總統辭職下台的話，那憲法設置這個彈劾機制要做什麼？如此，將會使憲法整個彈劾機制完全空洞化。這件事，如果就憲法為什麼要設置這樣的彈劾機制來加以思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檢察官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行使這樣的權力，有多可怕！
或許有不少討厭陳水扁的人會說，彈劾也不會過，因為它要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還要經過憲法法庭的審理，怎麼可能會成功？問題是，講這種話的人，完全沒有去思考當初憲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當初憲法作這樣的設計，就是因為，隨便讓總統去職，對整個國家社會所造成動盪的成本太高了，所以要謹慎為之。而憲法在設置這個機制的時候，是經過思考的，除了國會的絕對多數以外，還要加上憲法法庭合議的審理，這兩者都通過了，才可以迫使一個總統因為法律責任而去職。
有人會問獨立檢察官制度尚存在美國乎？亦請聽黃國昌博士所言：
美國在一九九九年，獨立檢察官條款到期的時候，連國會自己都不用願意讓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可以繼續運作下去。試想，連在美國那樣的社會，對獨立檢察官制度都有這樣深切的反省和思考，而我國的檢察官跟他們獨立檢察官制度比起來，可受批判的地方多太多了，根本沒有可以接受的控制機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隨便一個檢察官的偵查作為，都有可能變成在憲法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行為，而最後為此付出成本的是全國民眾。
李鴻禧於此會所做結語，我把要點簡述一遍：
第一，陳水扁即使現在用憲法五十二條，讓他不能起訴，但這也不保證陳水扁在二○○八年下台之後不會再被起訴，甚至判刑或是坐牢。
第二，讓我們這種研究憲法的人，產生一種很強烈的衝擊跟絕望感。憲法五十二條給總統刑事豁免權，不只是台灣的憲法，幾乎所有具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憲法上都有這種總統刑、民事豁免權。美國雖沒有用明文來保障憲法的刑事豁免權，但是因為聯邦憲法第三條的規定，也已經形成一種憲法的習慣法，對總統不加以刑事訴追。實際上大多數的國家，不但拿掉總統在刑法方面的刑事責任，甚至民事責任也拿掉。
第三，總統選舉通常很不容易，像台灣有六百四十幾萬票對總統表示支持，有這麼多的國民信賴他，也可在他任內把他罷免下來，如果他任內犯的罪很重，如內亂、外患、重大犯罪的時候，國會可以透過彈劾權，先追究他的政治責任，逼他下台，喪失豁免權。
第四，彈劾訴追必須要用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把總統彈劾免職，免職以後，總統沒有刑事豁免權，才可以由檢察機關、法院，像一般沒有刑事豁免權的人，來訴追審判。雖然美國後來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特別檢察官條例，像尼克森的水門案，找了庫克斯（Archibald Cox）。他是當時哈佛憲法的主講座，但他還是戰戰兢兢，不敢冒然列總統為被告。卻很堅持原則，認為水門案這些人必須要追究。後來美國人還是覺得特別檢察官這個制度不妥，而予以廢掉。
第五，憲法五十二條只是在保護總統職位上的總統，不可能是保護總統犯罪，總統任滿或被彈劾或被罷免下來，仍可以訴追，所以不是永遠保護總統。而且時效還在繼續進行，總統任期很有限，不至於到時候證據已不存在，需要保存的這些問題。即令有保存證據的國家刑事正義的利益，其利益也不如讓總統安心來治理國政的重要。
第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候站起來抵制行政機關發佈違憲的命令，抵制立法機關制定違憲的法律，但是同時司法機關自己長年來也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說政治問題、統治問題他們不介入；甚至於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都要先推定他是合憲的；甚至於行制裁量的事，對立法機關立法裁量的事不介入；建立了很多自我限制，所以三權才可以彼此相安無事，如果司法機關一天到晚找立法機關麻煩，那立法機關凡是牽涉到司法的預算通通不給，法官、庭丁沒有薪水，法院沒有電費、水費，看你怎麼審判？這樣問題就很大了，所以要互相克制。
由此可見，法務部的檢察機關干涉總統國務機要費用的案件，或者是立法機關動不動就濫用罷免權來牽制政府，這些都是踐踏、蹂躪憲法的不良示範。現在大家在講要制定新憲，現在連中華民國憲法大家都不遵守，拼命踐踏，這是台灣憲法的悲哀。
第七，德國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立法委員的言論表決對外不負責任，但是毀謗不在此限。而且立法委員只要他一離開國會的殿堂，他就要負責任，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立法委員的任內，當立法委員落選後，人家在訴追的時效範圍裡頭還是可以訴追。這並不是縱容他們，而是認為立法委員在國會裡頭的言論表決，讓他的自由無所擔心，無所害怕，所產生國家的民主政治利益，高過於要追究少數的國會議員的刑事責任的利益。
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之上一律平等，這是原則，但是五十二條有規定，就是例外，總統就是例外。因為憲法自己判斷，保障總統的刑事豁免權，比讓總統跟一般人一樣接受刑、民事的傳訊，衡量起來要來得重要，所以特別要加以保障。
現在我最難過的是，一些不是讀憲法的人，把自己當作憲法專家，然後把美國的類例斷章取義，扭曲意思，表示審判總統是有道理的。可是等到馬英九特支費發生問題，這些人不曉得怎麼辦，就先一味認為這個又不可以訴究，然後又擴張為行政院長、法務部長、民進黨內的重要角色都是如此，變得一團亂。說起來實在令人覺得非常的懊惱。
戰後六十年來難得碰到李登輝、陳水扁這兩位總統，有意要讓司法獨立，李登輝自己為興票案接受訪談，而陳水扁卻弄錯了，自己到花蓮去為他案作證。作證這件事，總統是沒有權利放棄的，因為作證必須要具結，具結有可能產生偽證的刑事責任。按理總統在這國務機要費之偵訊時應該很想去檢察官面前說清楚，以還他清白，但是因為他曾經宣誓遵守憲法，所以憲法既然如此規定，他祇有吞下苦水不去。
台灣之國不成國，法不成法，個人情緒的判斷，時有偏差，如李鴻禧所嘆言之處更令人深省：
可是現在這些行政主管，又慌慌張張的說主管特支費是「歷史的共業」，但是為什麼陳總統國務機要費沒有歷史的共業的問題，等到馬英九特支費發生問題的時候，就有歷史的共業問題？
不過，馬英九也很可憐，因為正當他攻擊陳水扁而志得意滿的時候，現在卻被反拖一刀，即令他獲不起訴處分，但是他將來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和宋先生一樣吧！宋先生的國票案還沒有起訴時，參與總統選舉，但民調已從百分之六十一點七，最後掉到落選。雖然興票案最後獲不起訴處分，但他現在出來罵人家貪腐，大家都覺得很好玩，不覺得很嚴肅，而他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就沒有了。我也不認為馬英九以後還能選總統，他選總統的時候，到時候人家再來一一推算他的捐款，追查買女性化妝品的統一發票，這還能當選嗎？我懷疑。
『憲法第五十二條總統刑事豁免權的真義─給全國檢察官的一封公開信』，此信中的菁華，摘錄片斷，以供台灣國鄉親省思，依此篇文章所述，句句踏實，人人須知，我權為取用。
很多人誤以為憲法第五十二條是總統的護身符，甚至是縱容總統犯罪的特權。這是完全錯誤的解讀。首先，總統沒有犯罪的特權，憲法第五十二條只是對於總統在任期間，不受刑事上之訴究。總統在刑法面前和一般人民一樣，人人平等，倘若任何一個總統有犯罪，當其不在任時，都應該受到刑法的制裁。這也是司法院釋字第388號解釋理由書的見解。
我們看到各種「啦啦隊式」的刑事司法，不論是政論節目極盡煽動能事的「要檢察官站出來」，或是某律師「發起一人一信致檢察官」的運動，都在誘使檢察官基於本能的正義感，卻一步一步陷入政治鬥爭的風暴核心，到最後不論個別檢察官如何努力中立客觀，在政治與媒體的風暴中，受到最大傷害的一定是檢察官作為「法治國棟樑」的功能。
王思為為留法的政治學博士，他以法國為民主憲政發源國的精神，有此說，甚為精彩。
總統的豁免權意味著總統在行使職權時代表國家，因此必須超越普通法之規範，故而身為憲法機關的總統享有絕對刑事豁免權；至於司法優遇，是指擔任總統者於任期內所享之特殊司法安排，因此倘若有與總統職位無關的行為（如當選總統前的行為），仍然要受到普通法的規範，但不得在總統任內加以訴追。
廣義的豁免權，特別是總統不受侵犯這部分，是為了要保障此項職務功能的充分發揮，所以豁免權並不是憲法給予個人的保障（personnelle），而是針對職位的保障（fonctionnelle），因此關係人不存在放棄此項保障的可能性。這項豁免權的保障也等於是總統的憲法責任，無法跟總統職務分割，亦即無法由總統個人的意志決定要或不要。況且法國總統一職正如德布賀（M. Debre）所稱之憲政體制關鍵，重要性無可替代；此外，憲法第5條中規定總統為憲法的守護者，並負責國家之延續，總統以其特殊的憲法地位享有豁免權殆無疑義，因此總統在任期之中不受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之訴追。
總統在任內除了總統的身份以外不具其他任何身份，所以總統成為證人的能力在任期之中是被司法優遇原則凍結的，也可以說總統的身份阻礙了他成為證人的機會。就這點來檢討有關總統作證一事，不論是總統個人主觀的意志抑或是被動地傳喚，都是不被憲法所允許的。
司法優遇的用意，是讓政治責任先行、刑事責任後到。憲法中刻意將刑事責任推遲到總統卸任後才可以追訴，法弗賀（L. Favoreu）教授認為此項司法優遇的安排「符合權力分立原則，因實現公共利益時得減輕刑責或暫時地限制司法的平等原則」。所以，司法優遇原則並非針對總統個人量身訂做的特權，更沒有犧牲「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而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項權宜措施。
以上所言，皆引述之文，我加以編寫，希望台灣國鄉親，亦能窺就其精，感謝全台灣國的憲法法律專家的集思廣義，真乃台灣建國的大柱，其中有一篇黃世鑫教授之論國務機要費、特別費之爭議，亦是上上之作，欲悉完整報導，逕向凱達格蘭學校聯絡。聯絡電話：02-25501515分機191.192。網址：www.ketagalan.org.tw
後註：
摘錄自黃世鑫教授論『國務機要費、特別費之爭議』：
施部長的法律諮詢意見不僅違反現行法律，亦完全曲解特別費之制度；特別費絕非實質補貼。許主計長之報告，亦與現行預算執行有所出入。按就「業務費」用途別之科目的支用範圍及內容，均未有明確表列，而由各機關統籌運用，非只是特別費而已。但雖如此，其均需用於「公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