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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28自由時報
記者鄒景雯／專訪
民進黨主席參選人蔡英文，接受本報專訪指出，若能當選，她將以民進黨對內的有效整合者、對外的最佳代言人雙重角色，帶領在野的民進黨，重新走向一個團結、有紀律、有意志力的黨。未來，將對中國國民黨採取高標準的監督與檢驗，防止國民黨在台灣主權上隨意妥協。
蔡英文同時強調，之所以決定參選，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少屬於七六五萬選票中的一些朋友打電話給她，他們對於一個一黨獨大、八年來未經過完全改造的中國國民黨又回來執政，表示憂心忡忡，並認為一個健康有活力的民進黨，即使是在野黨，對台灣都是有貢獻的，他們將會支持，因此民進黨失去政權看似一無所有，其實現在擁有的支持可能比執政時期還大很多。
記者問：妳認為民進黨現在需要一位怎樣的黨主席？
蔡英文答：民進黨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接近民主結構的政黨，它的黨主席不是一個集權式的領導，而是一個協調整合的角色，引導黨對不同的政策主張形成最大的共識，唯有如此，這個黨才有凝聚點，以及團結的基礎。如果這個黨主席，在他的認知上是要遂行個別的主張，這個黨將紛擾甚至分裂。
我相信民進黨大家有此能力來參與整合的過程，例如九○年代快要執政前，它自己就整合了，這種過程才是這個黨活力的來源，也是民主政黨的本質。問題是，在執政的過程中，由於資源爭奪的結果，這種尋求團結的意志力就散掉了。
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民進黨由執政重新回到在野，已經一無所有，必須重新出發，我認為這個意志力會再出現。
在這個意志力重現的時候，我們還是要時時警惕，必須要有制度性設計，訂出行為準則，共同創造出一個堅定共同體的感覺。不然，當民進黨又執政了、或者地方選舉有所斬獲時，這個意志力可能會再度消失。
路線之爭 不應分化黨
因此，我們要重建整合的機制、整合的能量與強化黨員對於團結的認知。
黨主席這個階段的責任，就是防止派系及路線之爭，成為黨分裂的因子，造成團結的障礙。黨員可以有不同的主張，但要有清楚認知必須團結，有義務來參與整合的過程。
問：妳這次受跨派系推擁而出，對於民進黨備受詬病的派系問題，將來如何改革？而不是被派系所挾持？
蔡：既然我認知黨主席的角色，是形成一個平台，不論派系利益或路線之爭，做一個整合者，當整合完成時，又是個實踐者，要帶領全黨去實踐，若此，派系的思考必然會弱化，也會變成次要問題。
未涉派系 禁得起檢驗
我不是一個沒有紀錄的人，過去八年從政過程，我的思考與見解，相當程度反映在政策上，大家可以檢驗我的立場，我在主權問題上從來沒有退讓過，在派系問題上，我從來沒有介入過，我的政策主張也從來沒有受到派系干擾，由過去的紀錄預期將來的我，是滿清楚的。
問：這是主觀認知，但客觀情勢，有人把妳歸類親新系，你怎麼看？
蔡：不論我擔任陸委會主委、立委、副閣揆，我對所有公職黨員都有接觸；選舉時，任何人有需要，我都去幫忙，若因公務與特定黨員往來，就被認定是派系屬性，這個連結太勉強了。
這次很感謝黨內很多人的支持，他們都分屬不同派系，或許這反而有助於將來整合的工作。派系與路線之爭，在我看來，才是一個民主政黨活力的來源，但主席要做到的，是必須有個有效的領導，使黨成為一個有效運作的組織，只有在領導渙散、制度鬆散的情況下，這個黨才會被派系拖著走，甚至造成分裂。
過去的黨，因執政關係，吸走一部分人才與能量，而黨內菁英又為了競逐將來的可能性，多少分散了黨主席必須扮演強力整合者的角色，讓黨暴露在派系與路線之爭的情況下。現在成了在野黨，這些因素都不存在了，大家在這次敗選後也體認到團結的重要性，黨若回歸到民主但有強而有力的黨中央，則派系也好，路線之爭也好，它會轉化成對政黨發展有益的活力來源。
問：妳的參選，意味「世代交替」嗎？
蔡：很多人以為世代交替就是一個世代走出這個情境，另一個世代進來主導這個情境，我認為民進黨還沒有到這個程度，而且在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黨機制，也不應該這樣，以現在人的標準看，律師世代這一代，其實都還年輕，才六十歲左右，他們走過兩個時代，由黨外革命走向執政的時代，所以他們擁有兩種不同的經驗，不論我們執政評價如何，但畢竟是個執政經驗，而且是八年來辛苦累積的執政經驗，這些人其實是這個黨重要的資產。
我們當然也有一批青壯世代的黨員，他們都非常優質，教育比較完整，也都希望支撐這個黨下個階段的發展，他們在執政時也經過一定程度的歷練，在未來再次由在野走向執政的時代，就必須借重律師世代由在野到執政的經驗。
律師世代 是重要資產
這種觀念，就像一個球隊，角色互換的問題，黨外時期及前階段執政時期，律師世代的菁英是打前鋒的，到了現在，可能要讓青壯世代去打頭陣，律師世代變成後衛，他們還是在這場球賽裡面，也有些人去做教練，大家仍是一支球隊，甚至是經過整隊後更有力量的球隊。
問：另一位參選人辜先生希望妳加入他的競選，以一個團隊來共同經營民進黨，你的意見為何？
蔡：過去八年，我與辜先生經常有互動，辜先生在登記參選時講的話，很令人感動，陳師孟先生在記者會的話，也讓許多民進黨員動容，但是黨主席這個角色，不是單純信仰堅定的問題，多少需要有政策的能力、整合的能力、能以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方式來論述這個黨的目標與價值。
易言之，黨需要有個內部的整合者，對外要有個好的代言人，從這個角度，我想民進黨員會做一個適當的選擇。
辜先生與陳師孟先生都是我敬重的，我也期待在當選後與他們合作。
問：妳在登記參選時，主張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中國論述，意指為何？
蔡：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與本土路線，基本上對台灣的主體與主權看法，是有其進步性的，我們的核心價值與基本路線，是沒有錯的，否則中國國民黨今天不會轉頭過來認同台灣主體性。但是為什麼執政八年下來之後，會被講成「鎖國」、「麻煩製造者」，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民進黨這個進步的觀點，剛開始是放在傳統的兩岸結構裡，只有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再加上二○○○年執政後，繼承了整套國民黨體系的結果，造成一個進步的觀念落在舊有的體系中，是有其不相容的地方。
這八年來，類似的衝突是一直存在的，有時我們執政能量強時，比較能強力的去論述，但執政能量弱時，詮釋權的主導權就被別人奪去了。
現在我們是在野黨，沒有執政黨的包袱，可以比較無拘束的去解釋我們的立場。
在我們發展新論述時，必須了解，我們與中國是同時存在的，而且中國是一個愈來愈強大的存在，不只我們單獨面對中國，在一個新的亞洲關係、全球關係裡面，還有其他國家，大家都共同存在。因此在論述上，應該脫出傳統單純的對抗觀念，找出大家共同的利益，去發展共同利益，使我們的主權主張可以放在一個比較包容的網路裡面，所以這個新論述，不是一個人坐在那裡告白，而是與大家互動後，去發展出一個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的論述。
經濟交流 勿傷害主權
例如，我們與中國之間，在若干方面都是全球化議題下的受害者，這時我們多少有一些共同的利害關係點在，但是另個角度，中國的崛起對我們的政治、經濟各方面是有些負面衝擊，我們在政策上有一定程度防守的必要性，可是這種防守的問題，其他國家也可能有，也因此我們與他們有了發展共同利益的基礎。
因此，我主張民進黨應該發展一套新的中國論述，好好整理出對中國的論述與對台灣主體性的認知，二者如何相結合，變成是一個我們自己可以共同接受的論述，同時也為國際重要成員所認同。
問：這個新論述，相對於執政的國民黨，其區隔在哪裡？
蔡：執政黨常常要做些妥協，在野黨沒有執政的束縛，它在形塑及建構主張上，空間比較大，可以比執政黨更堅持。特別在中國政策與主權問題上，在野的民進黨採取的是監督與檢驗，監督檢驗的標準也會比較高，這對整個國家也是好的，在處理問題上比較有縱深。
國民黨是以對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的妥協，來建構一個協商談判的體系；民進黨執政時卻是在沒有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去創造了一個新的兩岸協商談判機制，還用修改兩岸關係條例來支撐這個體系，而且這個體系也不差，政府實質主導，官員直接涉入談判，反而有些時候比海基、海協的白手套更有效率，更沒有海陸大戰的問題。
這是個珍貴的資產，說明民進黨即便在面臨兩岸這麼大的壓力下，它還守得住台灣的主權，我不希望國民黨執政後，隨意在這方面做妥協。
我們感覺國民黨在這個時候，因為太想求得一個進展，或有意無意，在主權問題不去守住一些該守住的立場。
問：但國民黨說，要做對人民有利的事，爭議應該擱置？
蔡：民進黨從來沒有反對任何對台灣經濟有利的事情，但不能因為經濟目的去傷害主權。過去我們已經證明了，有效協商機制就不需要用傷害主權去交換嘛！
同時，開放的時機與程度，國民黨要特別注意到，台灣整體的經濟情況，開放時或許有立即性的利益，但也不要造成遠久性的傷害。
例如，國民黨已經宣稱七月就要開放週末包機與中國觀光客，其中，週末包機，贊成與反對的癥結點，在於這包機會把需求帶回來比較多？還是把我們的消費帶出去比較多？所以民進黨過去在談時，是要求包機必須與觀光客一起處理，否則，很可能造成帶回來的需求有限，但有更多的消費外流，國民黨必須要掌握好流量及流向。
中國觀光客一天三千人是否過於龐大？這要再評估，包括整體的治安、交通、旅客安全等，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維護？都是大問題，例如要增加多少警察，做好準備了嗎？我主張必須採取漸進式的，從一千人慢慢開始，這件事畢竟是個易放難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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