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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自由時報
台灣的檢察官辦案動輒以預防「串供」、「湮滅證據」為由羈押嫌疑人，二○○六年我因「南科高鐵減振工程案」被羈押五十九天，檢察官也持同樣理由。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串供」，當然無法「湮滅證據」，因為幾乎所有資料都已被檢察官查扣了；結果竟是檢察官開始進行他的「串供」與「湮滅證據」。
後來，我在檢方未查扣的資料當中找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證據，我直呼阿彌陀佛，如果當時這些重要資料也被查扣，我的有利證據豈不被湮滅了？直到今日，我已一審無罪，當初檢察官從我這邊所查扣的資料完全沒有歸還。
然而，更嚴重的是，當時我在檢察官不斷偵訊、洗腦下，開始懷疑起自己，以為自己真的就像檢察官所稱做了什麼犯法的事。直到我交保之後找出有利自己的證據之前，有好一段時間，我曾不時懷疑自己。
目前特偵組檢察官之一的朱朝亮，就是二○○六年台南地檢署起訴我們時的檢察長，他在接受《今周刊》（二○○七年七月廿三日）訪問暢談其辦案經驗時竟說：「檢察官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
一個檢察官，如果明知無法定罪，卻還要以羈押、起訴來「教訓」嫌疑人，心態可議；檢察官在聲押嫌疑人時，何嘗不是朱朝亮這種「整人」的心態？
假如，司法偵查與訴訟是一場「競賽」，代表國家的檢察官自始就居於優勢，因為他擁有搜索、調查、調閱（包括政府與民間資料、當事人隱私資料）、監聽、限制出境等手段；相反地，嫌疑人或被告，除了花錢請律師辯護外，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與之抗衡。更甚者，檢察官任意指控，完全不負舉證責任，被告還得找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檢察官的「權力」應該受節制，檢察官的辦案「能力」該被提升，而不是躲在制度的優勢裡來掩飾其無能與濫權。現行的羈押制度，只會讓檢察官便宜行事，嫌疑人卻因此喪失自由，被剝奪為自己尋找有利證據的機會，羈押變成對他們的另類刑求與逼供。
在此，我以切身慘痛經驗鄭重要求：「立即停止『非法』羈押。」
（作者謝清志 為前國科會副主委，完整版本請見http://www.wretch.cc/blog/chinshieh/178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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