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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9自由時報
一九九○年三月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憲法時刻」，當時李登輝正要被老國代選為總統，學生們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制定政經改革時間表」，訴求對象就是李登輝。廣場上雖然高唱國際歌，但是時代氣氛使得一些左傾的聲音只能化作籠統的後面兩點訴求；重點是解散國民大會，其實是要求總統民選，而廢除臨時條款就是要回歸正常憲政的意思。不過從理論上說，「老賊」還存在於立法院、監察院，光解散國大是沒用的，而回歸的憲法是脫離現實的中華民國憲法，算是解決問題嗎？不過，匆促成軍的學運只能尋找最容易突破的缺口，事實上李登輝藉著學運的壓力，順利當選為總統並且接著召開國是會議，開啟一連串民主改革的契機，所謂三月學運或野百合學運，就此寫下不可磨滅的歷史。
十八年後也就是二○○八年十一月，歷經二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並沒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馬政府上任以來不但握有行政、立法的絕對優勢，考試、監察也「整碗端去」，甚至司法系統連假動作也不必做地專辦綠不辦藍，這一切的威權心態都是躲在民主選舉、依法行政的外衣之下進行著；適逢陳雲林來台簽訂協議，馬政府強硬排除抗議的旗幟、標語、聲音，事後對警察濫權拒不道歉，把暴民、暴力的責任推給在野黨。學生們在這艱難的時刻，沒有老賊、沒有臨時條款作為清楚的反對對象，如何發揮守護民主人權的道德仲裁力量呢？
兩場學運都發生在中正廟，也都謹慎地與政黨、政治人物劃清界線，但野百合的訴求其實銜接了長期以來黨外運動以至民進黨的理想（明顯符合社會期待以致一下子人山人海聲勢浩大），面對的是當時願意改革的總統；而野草莓的訴求到目前為止銜接的似乎是綠黨、環盟、樂生等邊緣社運的理想，面對的是志得意滿、一意孤行的總統，可見野草莓所面臨的挑戰比野百合更大更難。野草莓大會師之後怎麼辦？「人權已死」的靈堂設立之後何去何從？十八年後的新生代，正在和「被民主自由幻象所包裝的威權」，比賽著智力與耐力。
（作者陳儀深 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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