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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8自由時報
老實說那本厚厚的起訴書我沒有看完，但我不過翻了幾頁，想找我的名字，想知道檢察官認定我貪了多少，想知道我那次問訊講的話，檢察官信幾成，豈知我才翻了幾頁，就看到一行「陳幸妤日常消費的發票係交由母親吳淑珍保管」；我不相信的又看了幾次，真是大白天活見鬼，我什麼時候講過這樣的話，檢察官曾問我「發票有沒有給過陳鎮慧？」我回答「沒有，我的發票有給過我母親，沒給過陳鎮慧。」我實在不相信我這幾句話可以總結成「我日常發票係交由母親保管」，是我國文太差，還是檢察官舉一反三能力太好？我不知道這句話對整個案情重要嗎？但我只覺得很憤怒，非常非常的憤怒，「為什麼我沒說的話，不是事實的事可以白紙黑字的寫在起訴書上。」如果這句話無關緊要，如果我不過是個不重要的證人，如果我講的話都可被扭曲，那我不知道這起訴書其他人講的話又有幾分事實？
我回想起那天當證人時，我被問到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的問題，「你和施麗雲去日本的簽證是從國務機要費出的？」我一直說「不對不對，這太離譜了，我沒有和施麗雲一起去過日本，我很小的時候有和她一起去過日本，長大後沒有，你可以去查出入境」；檢察官說「我不是說妳們一起出國」，我說「那更奇怪，我們沒一起出國，但簽證一起都變國務機要費？」從這題後就是長長一串有我名字的國務機要費，那天有問到地價稅、演唱會門票、機票錢，那天沒問到的，但我在起訴書上看到的洗髮錢、綜合所得稅…；我只記得我很大聲的跟檢察官說，「這都是我自己付錢，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莫名奇妙都變成國務機要費，你愛寫我污多少錢，自己回家寫一寫，不用問我了。」檢察官要我注意態度，但是我只是很憤怒，就算是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憤怒，我是個連五元十元都不願意佔人家便宜的人，在診所我買一些只有我要用的器械，我都自掏腰包，不願向老闆開口、用診所的公費，沒想到會被當成賊一樣，一筆筆單據拿出來拷問我，我只覺得很受辱、清白被謀殺。
那天我也說「像簽證，我不是自己拿去的，官邸有總管有隨扈，我只知道我的簽證簽好了，我拿到了，我也付錢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通通變國務機要費？」「你看看那些經手有蓋印章的人，你應該去問他們，我不知道該不該講，我懷疑有人拿了我的錢，又把我的發票拿去報公帳。」「為什麼特別費也有馬唯中的名字，她都不需要被叫去問？」當然，我說的話不被採信，我只被問了一兩個小時吧，起訴書關於我的也不多，但是我深深覺得，台灣是個病得很深的地方，真相會有說話的一天嗎？被冤枉被爆料的人會有平反的一天嗎？我曾深深的愛著這塊土地，這個我心目中的國家，但如今我只剩下憤怒、無奈、絕望…。
（作者陳幸妤 為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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