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17大紀元時報  泰晤士報:怨憤浪潮威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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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7大紀元時報  

【大紀元訊】英國《泰晤士報》近日刊登中國著名人權領袖魏京生的文章,文章認為現在全球正遭遇著一場經濟危機。像快要淹死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一樣,西方的一些人說:中國政府有很多錢,快去求他們來救我們走出危機吧。但他們沒想到北京政府這根稻草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救自己。《泰晤士報》報導,中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人士預測,中國政府將陷入憤怒的窮人和權貴的富人的陷阱之中。
在看到2萬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的同時,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中國大陸巨大的貧富差距:0.4%的人擁有中國大陸70%的財富;3億多人民(占人口的1/5)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這個財富極端集中的情況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威脅到中共政府緊攥的權力。

首先,這意味著能夠消費的人太少,無法維繫一個健康的國內市場。因而,這個被稱為「世界加工廠」的經濟特別依賴於國際經濟的繁榮。中共政府近日公佈,與往年同期相比,2008年12月出口額下降了2.8%,超過了11月份的下降(2.2%),這是10年來下降最快的速度。

出口業的滑坡,殃及到了其他行業。中共政府聲稱目前城市的失業率是4%,但是官方的這種數據不可信。根據一些比較嚴謹的統計者的資料,失業率可能已超過20%。這意味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比美國和歐洲都嚴重許多。

第二,失業率的增長和工人工資卻得不到增長,推動了仇富心理,也威脅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對中共官方來說,幾千萬農民工,是最緊迫需要解決的威脅,因為他們過節後將返城,卻由於工廠關閉而無職可尋。中國大陸的農民有造反的悠久傳統。

中共政府緊跟在美國政府之後,於2008年11月宣布投入4萬億人民幣(約6千億美元)公共消費金來救市。但這在中國大陸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政府不是民選的,而是由官僚資產階級所操縱的。所以它不會為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行動,而是會首先去拯救占統治地位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大企業。這些企業則會把財產轉移到中國之外的安全地帶。

這一點已經是很明顯的:從洛杉磯到日內瓦湖畔,超級富有的中國人正在爭搶並用現鈔購置房地產。隨著失業潮而來的社會秩序的失控,社會將更加動亂,並使得更多的資本逃離中國大陸。結果是加強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中共政府落在可怕的兩難的陷阱之中:要麼是幫助普通老百姓(像19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新政」的作法),要麼就是為官僚資產階級牟利。但卻不能兼之。

如果中共政府不採用「新政」的方式,它就面臨人民的造反和政府被推翻的威脅。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全國各地的普遍不滿,正在轉向暴力。2006年中共官方公布的「突發事件」(「抗議」的委婉說法)是8萬多起。據稱2008年超過了10萬起。這種怨憤的高漲正是中國歷史的重演:各個朝代都以暴力達到高潮而結終。

軍隊的鎮壓也不會有用。因為士兵的親屬可能就是失業的農民工;軍官的家庭也會遭受危機的打擊。如果中共政府真的要幫助普通老百姓,大商人和官僚的統治階級就會推翻它,換一個能保護其自身利益的政權。

第一個替罪羊就是總理溫家寶。他在四川地震後的眼淚特別出名。但他的眼淚可能騙得了老百姓,卻騙不了官僚資產階級。他的結局已經定了,剩下的只是時機的選擇。

中國大陸是個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很多政變的國家。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兩例。一個是1971年,林彪主導的、不成功的反對毛澤東的政變。第二個就是1976年,華國鋒的成功政變,推翻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共產黨內部的政變會形成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給予機會著手解決面臨的經濟危機。

如果政府不能拿出一個解決方法,它就會垮台。在民主國家,政府更換是個正常的過程。但在專制國家,那卻是個你死我活的過程。特別是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以來,官員的輪替帶有越來越重的血腥味。作為政治鬥爭的一部分,被槍斃和下獄的官員越來越多,通常的理由則是懲罰腐敗。中共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內部矛盾越來越大,大家都想拿敵手當替罪羊。

從各種渠道和國內接觸到的各階層人士反應來看,人們估計,2009年天安門大屠殺20週年,或者2010年,將是中國大陸老百姓對中國共產黨忍耐的極限。一個特別的案件很能代表大眾的怨恨情緒。一個叫楊佳的人在挨打後作為報復殺死了6名警察並被執行死刑。但對許多中國的老百姓來說,他成了反抗的象徵。社會各界人士把他當作是俠盜羅賓漢式的英雄,網民公開給予支持。開庭時,法院門口擁擠著眾多支持他的民眾。他的人望栩栩如生地說明了中國人民的造反情緒。其強度遠遠超過了70年代對毛澤東政權的仇視,以及80年代對腐敗的仇視。

現在中國的大多數人和古代不同了。他們不再渴望一個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剛正不阿的法官。他們已經懂得,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證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對待。統治階級也是這樣想的,這是為什麼他們把財產和子女轉移到西方。

註:魏京生因為從事人權活動,在1979—1993期間及1994—1997期間,為中國政府所囚禁。1997年他被放逐到美國。1996年,他獲得薩哈羅夫自由思想獎和羅伯甘迺迪人權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