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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9大紀元時報
中共竊政60年銷毀的書，比一百個焚書坑儒還要多。圖為文革期間中共批孔的大字報。（AFP）
☉朱筱超
古今中外的獨裁者都對好書有仇視的惡習，都對好書採取暴力手段。中國有焚書坑儒和文字獄，對書的暴力實際上是獨裁者對人的暴力。我是一個老新華書店工作人員，和書共處了一輩子，對此深有感觸。
國民黨治下書店還有自由天地
記得小時候日本侵占中國時，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書店還是比較有自由的天地，雖有一些查禁，還沒有今天這樣滴水不漏、悶死人的感覺。較寬鬆的年代是解放初期的4、5年，書店裡有古今中外的許多書，當時「延安文藝座談會」還沒有「統治」全國書店。書店裡「封建才子佳人，崇洋媚外」的書，和有自由獨立見地的書還不少。當時中國有不少有才華有思想的新老作家，巴金、老舍不用說，青年作家也很多。即使在「抗美援朝」前線的安東（現在是丹東），一到星期天，書店裡人總是滿滿的。
1956年的所謂「胡風反革命」是1957年反右派的序曲。中國大陸有多少優秀的人才因為書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無法計算，但是書也因此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許多許多的好書被定為「政治犯」列入報廢書目，從書店消失。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一場中國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反人性、反思想、反文明的野蠻政治暴力，扼殺了中國大批有思想有才智的知識分子，也毀滅了多少萬本的優秀書籍，它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實有過之而不及。也從此對書有了一個「新聞出版暴力署」，專門對書籍實施各種暴力。
書，包括孩子們用的課本，是人類取得知識、智慧和道德信仰的主要源泉，尤其是優秀的有創意有思想的好書，更是人們的良師益友。書也有壞書，對人進行愚昧和醜惡的灌輸。
1957年反右以後，中國出版發行的書，基本上沒有真實作家的作品，而只有御用文人的宣傳品。即使有勇敢者敢寫，也無法在中國出版發行。偶爾在文革結束的短短的時日裡，有過一點「右派文學」或「自由文學」，但很快就被暴力了。中國人寫了文章，只有到香港和國外去發表，出版成書，偷偷地回到中國來暗地裡發行。
60年毀書多於百個焚書坑儒
新華書店公開發行的書，是經過了無數次暴力──作品審查、出版批號、印刷許可、訂單審核訂購，最後才能面對讀者。我做過書店的進貨工作，當過書的殺手，在政治運動中稍有一點「問題」的書，我是不敢輕易進書的。有一種內部發行的書，專門供給領導的，包括《金瓶梅》等，倒是稍有開放之意。另外一種暴力是用一種書來壓倒許多書。文革期間，新華書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毛澤東著作、革命歌曲、樣板戲、中央文件等。許多許多的書，都被報廢打入銷毀的冷宮，甚至連書法的字帖也難逃死亡的命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共竊政60年銷毀的書，比一百個焚書坑儒還要多。
所謂改革開放30年，書的命運又走了另一個慘狀，受了另一種暴力。中共的新聞出版署在加強和完善它的暴力審查系統的同時，開放了所謂的書的市場，為眾多的壞書、黑書、黃書打開了大門，尤其是生財之道的書、低級庸俗的書，加上精美的包裝，擺滿了書架，而真正有思想有見地的書很少能夠出版發行和讀者見面。最可惡的是對中國歷史的抹殺，凡是對中共不利的歷史書，一概不能有，就連學生的課本，也要刪除，而取代的則是灌輸愚民的大批官樣謊言文章。
對書的暴力即是對人的暴力
中共對書的暴力，實際上是對人、對作者的暴力。這種暴力，扼殺整整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國人在這種文字和書的暴力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寫作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好作品。有人說中國沒有諾貝爾文學獎不公平，這是對中共最大的諷刺。這種暴力的惡果，還會影響到中國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扼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會有久遠和巨大的影響。
中國的書的命運和中國人的命運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中國人民擺脫了一切統治的暴力，中國的書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天地，不受任何暴力的迫害。
──轉自《爭鳴雜誌2009年10月號》，原標題為：〈中共對書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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