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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6自由時報
台北市議員闖入貓纜以凸顯市政府管理的疏失，在此次闖入事件後，台北地檢署主動分案偵查，但為何已經告發許久的貓纜案，卻未有任何動作？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第一項，檢察官只要知有犯罪嫌疑，即應開始偵查，並應迅速蒐集證據，若有足夠的犯罪嫌疑，即應為起訴，若犯嫌不足、不為罪等，則必須為不起訴，若犯罪尚屬輕微，則考慮為相對不起訴或緩起訴，這除了課予檢察官發現真實的義務外，更是為保護被告利益，並可防止檢察官藉故不當的拖延，以對被告產生特別有利或不利的結果，而造成一種不公平。因此，檢察官對於案件的偵查，自然不能無故延宕，尤其是針對如貓纜之類，涉及龐大利益與高層公務員的案件，由於主事者仍在其位，若不迅速偵查，恐將使其有充裕的時間為相關證據的隱匿，而失去了證據保全的黃金時間。
惜在貓纜事件中，檢察官在事件發生時，在媒體不斷放送下，似乎仍活在象牙塔，而不見主動，且在經告發一年後，也未見有任何證據蒐集的動作，若從人的保全部分看，由於貓纜主事者現已貴為總統，或可以憲法第五十二條，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來為合理化理由。惟此特權，僅是一種暫時性的不能訴追，不代表不能為證據的保全，也正因此訴追障礙，所謂證據保全的迫切性，更顯重要，若以憲法第五十二條為其不作為的理由，不僅誤解憲法精神，更將檢察官主動偵查，且必須公平對待所有人的法律精神，拋於九霄之外。
反觀市議員的闖入事件，在管理極為鬆散，僅有禁止進入的警示牌，且在有監視器的裝設，但闖入也無人阻擋之下，此警示似僅是一種訓示規定，而形同一種概括性的同意進入，是否觸犯無故侵入罪，恐有疑問，惟檢察官本於其天職主動偵查，原也無問題，但若檢察官對輕罪積極、對重罪消極怠惰，恐難免差別對待之譏，更使檢察官的中立性受到質疑。
（作者吳景欽 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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