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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4自由時報
一場百萬人的街頭抗爭，拉下了獨裁近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十八天的和平吶喊，使得負嵎頑抗的獨裁者低頭，寫下一篇阿拉伯世界璀璨的革命史詩。走入二十一世紀，科技發展之快速，史所未見，物質文明達到了一種過去難以想像的境界。然而檢視精神文明，仍有很多人生活在獨裁專制的政治牢籠，無福享受自由、人權與民主等普世價值。而埃及人民革命的成功，則鼓舞了世人的信心，讓獨裁國家的人民受到感召，向民主邁出堅決的步伐。
人類的政治發展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與框架，甚至在民主體制中也有不同的架構設計，不同制度在不同時期的地球各個角落衝突、磨合，有些是基於宗教、文化，意識形態，甚至為赤裸裸的種族訴求，但是歸納起來，則大致不脫民主與獨裁兩大體系之分野。民主制大體建立在個人、人民、自由、人權與監督制衡的原則之上，而獨裁則以統治者為主體，訴諸不可違逆的神權、君權，天命與領導者的意志駕馭於人民之上，國家機器淪為統治者掌控子民的工具，完全沒有人權與監督制衡的機制。
現今民主與獨裁的對抗，在全球化與科技進步之下民智大開，資訊流通很難封鎖，民主原應居於絕對優勢，蔚為潮流，而獨裁政體則會像埃及一樣，一個接一個崩解。不幸的是，今天的獨裁陣營龍頭老大是一個人口高達十三億、約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這個龐大的共產帝國正在「歹鬼帶頭」，力抗民主的大潮。這個國家早期以輸出共產革命為使命，在第三世界打著反抗殖民帝國之名，到處掀起武裝暴動，成為民主世界的最大威脅。及至冷戰結束，共產陣營瓦解，東歐共產國家紛紛轉向，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多走上獨立之路。那時全球樂觀進步氛圍瀰漫，日裔美籍學者福山甚至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後，人類歷史就到達終點：再也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性體制。
其實，當時的中國也因經濟改革造成貪腐、官倒、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失衡，民怨累積，無處宣洩，加上受到民主風潮影響，也引發百萬群眾、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豈料，儘管同為專制獨裁的蘇聯、東歐共黨國家都不敢鎮壓人民，但中國在標榜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統治下，卻毫不手軟地使用坦克、機槍血腥鎮壓人民的和平抗議，造成被稱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悲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屠殺人民的作法，不但背離了它以「人民」為名的革命宗旨，也與當時的民主大潮流逆勢而為，顯然中共領導人為了保住政權，寧可成為人類公敵，也不惜抹殺人性，鐵血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與北京市民，與文明、普世價值對抗。
可以說，中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已成獨裁世界的領導者，人們發現社會主義在共黨國家的實踐下，少數的共黨領導人形成壓迫所有階級人民的新階級。如今僅存的共黨國家如古巴、北韓，大抵政治獨裁、經濟落後，惡名昭彰，被世人所唾棄，因此，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垮台後得以存續，並非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而是中國利用它的廣大資源與人口優勢在捍衛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獨裁統治得以存活，固然是中共頭子鎮壓人民的野蠻手段所致，但在中國遭到舉世封鎖時，部分台商唯利是圖，無視民主人權之基本價值，大舉前進中國投資，使得中國的經濟獲得助力，突破了孤立處境，茁壯為世界大經濟體，獨裁政權方得以苟延殘喘。
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性，固然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但這個經濟快速增長、世界重大經濟體等假象，強化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以及對台統戰手段的靈活性，並使得中國成為捍衛獨裁政權的最後堡壘。換言之，中國獨裁統治能夠延續，進而成為文明世界之敵、民主的最大威脅，實拜少數台商眼中只有金錢利益，心中無祖國，罔視生命與自由的價值之賜。這些人助紂為虐，如今帶著名利衣錦還鄉，卻不知六四天安門的亡靈如何能安息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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