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0420自由時報
立院初審通過修正草案，明定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公務員對於首長特別費的報支核銷及使用程序，不再追究任何法律責任，等同是將首長特別費除罪化。惟此歷史共業果可如此勾消？
不管是國務機要費，或者是特別費，皆無法律明文，所以其經費的編列與使用，完全是依據各級議會所通過的預算為編列，而藉由預算的編列，也代表此類款項的正當化基礎，而成為法律的「違章建築」。惟畢竟缺乏法律的明文，關於如何使用才屬正當，向有爭議，這也是為何行政機關要不斷利用行政解釋，來說明此種費用該如何使用的原因。但這些解釋，由於由不同機關及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所為的解釋，因此彼此間未必協調，也可能相互牴觸。如此的模糊不清，不僅造成檢方的選擇性辦案，也造成司法判決的差異。
如台北地院的同一刑事庭，對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可以扯到宋朝的公使錢運用，來為無罪開脫的理由，卻對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以極盡謾罵之詞，嚴厲指責被告，而為無期徒刑的理由。但讓人不解的是，同樣沒有法律依據，為何有如此的天壤之別？如此的判決，不僅看不到正義的實現，也凸顯法官的個人好惡與專斷性。
基於法治國的要求，特別費的法制化當然是必要的，但此法制化，卻不能與除罪化劃上等號。若果特別費真有存在必要，則勢必得將特別費的性質，到底是公費還是私費，為清楚界定。若定性為須因公支出，勢必得明確規範其使用的目的、內容與範圍，再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為補充。若特別費的法制化，僅是想到除罪化，實很難不讓人懷疑，是否為因人設事，尤其是此次初審通過的法條，除罪化的對象僅限於首長特別費，而不包括國務機要費與其他類似的經費，如此機關算盡的修法，說是要終結歷史共業，恐難讓人信服。
（作者吳景欽 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