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除軍警搶劫而去之物資外，利用政府公權力，將台灣的軍事與經濟物資掠奪而去者更是不計其數。

據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為基準計算，單就非軍事物質言，最保守的估計已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個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除軍火及彈藥外，以1945年底的市價計算就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更不計其數」。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幾個月中，就開始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離台灣。….」

以上兩筆非軍事物質合計，約值三十億美元。

又據楊逸舟《二二八民變》一書轉自美國國務院刊行的《中國白皮書》載：

「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國庫四百萬盎斯的黃金偷運往台灣，約值一億六千萬美元。又於發行金元券時，頒布黃金、外幣國有法律，從人民騙取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為此，代理總統李宗仁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蔣不得已，歸還運去廈門的一千七百萬元的銀貨，供李使用。」

以上兩筆合計，共值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

故1946年，單由台灣運出之非軍用軍事物質，其價值即等於1949年，蔣介石為了在台灣立足，由上海運來的黃金、外幣之十倍。

在農業方面，日本經營台灣半世紀，最大實績是稻米與蔗糖的增產。由於土地的開墾、品種的改良、灌溉與施肥，故1938年，米的產量已達140萬噸，增加了四倍，約有一半的剩餘，1945年，受到戰爭的影響，致產量降至64萬噸，但尚可養活六百多萬人。

1946年7月，蔣介石誓言六個月內消滅「共匪」，於是急迫徵調軍糧，嚴令將台灣米輸送到大陸，陳儀一派便不顧台灣人死活，無情的搜括台灣米糧，碼頭和倉庫的工人日以繼夜的將它們裝上船隻和舢舨，準備運出台灣。

台灣的每戶人家幾乎都受到糧食突減的影響，雖然買得到，但價格已高得驚人，擁有糧食的農民更擔心食糧被充公。1951年12月，中國大陸記者王思翔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曾有這樣的敘述：

「台灣本來是米倉，1946年的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食尚有餘，但因軍用米徵用占了很大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比上海還要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徵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1946年底，台南縣虎尾區（今雲林縣虎尾附近七鄉鎮）還發生賣子納租的慘劇。」

面對缺糧的慘況，人民要求政府儘速改善，但陳儀根本置之不理，反而展開大規模的徵糧，敕令各地名士出面負責，這種毒計顯然是要構陷台灣的名流，使其成為糧荒的代罪羔羊。台灣警備總部更令軍警可隨時進入民房搜查。

徵糧的權力一旦落入軍警手中，他們只要示意一下，就足以讓米商向他們進貢錢財或「禮物」，敲詐遂成了法令。據柯．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我曾得悉有個米商，他的儲米在星期二被檢查後，已將買賣收支登記完事，結果星期五另外一個單位的警察又來查帳，這次居然『不合格』，隨後他即被逮捕，更被迫奉獻一大批賄金才獲釋，他的儲米盡被充公。」

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中部發生的幾則強行徵糧事件，茲舉其中二則以供參考。

由於中部糧荒嚴重，1946年3月，霧峰鄉又發生武裝軍人強行徵糧事件，逼不得已，鄉民才於4月18日，向當局遞出「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糧以紓民困」的呈文。該文有一段這樣的記述：

「….敝鄉因配給米源斷絕，黑市米價飛漲，糧食問題陷入嚴重局面，緣此籲請地方士紳轉請於台中縣劉縣長，承劉縣長體恤老百姓苦情，負責撥付封存米一千五百包，合十五萬斤，以救燃眉。…..不意3月14日，警備司令部的蔡少將，率軍隊三十餘名，並帶機槍數架，分乘卡車數台，如臨大敵，包圍敝鄉農會，拔刀擬搶，滿口惡聲，強迫該會副會長林士英，將存米二千餘包運走一空。其舉動之蠻橫令人莫辨其為官軍抑為土匪。….」（吳濁流著「無花果」181頁）

另一則強行徵糧事件，是發生在當時最有威望的林獻堂先生身上。

事情是這樣的，1946年間，中部警備司令蔡少將偕同警備總司令部一位姓熊的少將到台中縣，由縣長劉存忠具名，邀請林獻堂先生暨霧峰鄉長、農業會長等人至官邸會晤。此次會晤，任職於台灣新報的葉榮鐘之《小屋大車集》一書有很詳細的敘述：

「（邀請林獻堂等人的過程之敘述從略）…於是蔡少將站起來開口便說：『俺是陸軍少將，官並不小，俺一向為國家，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說時態度傲慢而語氣尖刻。林獻堂先生聽了很不高興，他老人家說：

『政府搬去的米糧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糴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糧價飛漲，困苦異常，正在籲請發還所運去之米以紓困境。政府若沒有米可還老百姓，亦應結價給予價款；假使現在不能立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味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給錢，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

於是熊少將怒氣滿面，坐在椅上說：

『本人現在發燒38度以上，但是為著公務，死且不怕，遑顧區區病痛。今日之事，全看林先生答應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你老先生同我們到台北去。』說時遲那時快，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茶杯跳起兩三寸。這一拍有分效，如斯響應，四個憲兵拿著上刺刀的步槍，排闥而入，神氣十足，來勢洶洶，在座諸人除兩位少將外，莫不為之失色。」

連曾經領導台灣菁英向日本抗爭，與日警發生多次衝突，集眾望於一身的林獻堂先生都難逃駐軍強行徵糧的威嚇，那台灣的小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

在蔗糖方面，據當時在南京任職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載：

 「終戰那年，日本人所剩的砂糖有32萬4千噸，….面對這32萬噸的砂糖，陳儀的大小官員展開無情的爭奪戰，首先由中央不付分文就運出15萬噸，接著由省政府貿易局與上海、福州、廈門的奸商勾結，大量運出。」

 對中央未付分文就運出的15萬噸砂糖，當時的省參議會幾位比較敢言的參議員曾數次提出質詢。據他們揭露，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讓「資源委員會」將台糖公司所接收過來的15萬噸白糖，無償轉賣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售款則存在「貿易局上海辦事處」名下，實則為四大家族（孔、宋、蔣、陳）與陳儀等分贓殆盡，致使島內糖價暴漲，比上海的市價還高。

 除運用公權力公開掠奪外，接收官員或明或暗、上下其手的侵佔、貪污更是不計其數。「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上海記者唐賢龍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一書就明白指出：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

 當時的貪污案件，真是層出不窮，大大小小的貪污新聞，在1946年之內屢見不鮮。以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為例，短短十餘天之間，與貪污有關的新聞報導就有六則之多，平均約兩天一則，讓台灣人目不暇給。已揭露者如此，未揭露者不知凡幾，像得款二億元以上的嘉義化工廠之貪污案；得款一億元以上的貿易局勾結商人之貪污案，報紙都宣騰一時。

 但是，最為駭人聽聞的，莫過於台北縣長陸桂祥夥同姻親裘區長的貪污案。陸係陳儀任職福建省的老幹部，於擔任台北縣長不久，民間就頻傳他盜領了全縣預算一半的金額，為此，縣參議會及人民提出檢舉，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遂於1946年1月6日抵台，監察院也在台北成立了特派行署展開調查，但在搜查前夕，陸竟唆使裘區長放火燒了縣廳及稅捐處，將所有證明文件、原始清冊、帳簿單據等全部燒毀，翌日更於台北市內召開記者會，悠然發表如下的聲明：

 「如同民間所傳，本縣轄下確有貪污之人，那就是裘區長，他於昨晚畏罪中縱火，並攜公款潛逃於福建或浙江方面，本官正派人追查之中。….」

        表面說要追查，其實是虛應故事一下，由於係陳儀的嫡系紅人，故監察委員也拿他沒辦法，此後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