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飛騰民生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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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與劫收 統制經濟的剝削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

1949年,蔣介石於失去中國大陸,實際統治區僅剩台灣及澎湖、金門、馬祖等島嶼後,由於「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才痛定思痛的於6月15日實施第二次金融改革,發行新台幣,並規定一元換舊台幣四萬元,此為當年「一塊銀換四萬」(台語)的由來。

1945年發行的舊台幣,到1949年,竟淪落到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以發行之初所訂都是五元兌換美金一元之價值計,豈不表示: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上漲了四萬倍。或者是:假定物價僅上漲二萬倍,而政府卻規定舊台幣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使人民持有的貨幣資產再被剝削一倍。

不管是四萬倍或兩萬倍,物價上漲以萬倍計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速率。

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之所以上漲數萬倍,除「橫暴的軍事與經濟掠奪」、「統制經濟之剝削」二節所述各點外,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描述:

「1946這一年是個經濟災難的年頭。物價不斷上升,生產下降。…在台灣唯一快樂的人是那些處長、官員和他們的朋友,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忙著將台灣的產業資金轉換成金塊金條,以便安全的收藏起來。」

「財政部長一個人就控制了三部鈔票印鈔機,在1946年一整年忙著大印鈔票。台灣銀行的一個職員告訴我說,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根本沒有人留下記錄,而且法外印行的鈔票也不知道有多少 ,新印的鈔票應循什麼法律途徑應市也沒有明文規定。在一次破獲的印製偽鈔案中發覺 ,原來財政處裡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偽鈔的印行!」

「政府官員還分贓大量的紅利、『海外津貼』,以及低價的糧米,這在膨脹的通貨上又再加上了壓力。工廠和生產企業一家家的倒閉,貨物愈來愈少。台灣事實上已成為巨大的強盜市場。」

「台灣人埋怨說,他們每裝好一船的貨物運出島外,就運回一船貪婪的中國大陸人。沒有幾個來自大陸的人是打算在台灣長久居住的,個個都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到最大的利益。」

「這是個澈底的『奸商政府』,那些處長們及屬下官員並沒興趣恢復及增進台灣的生產,它們只對買空賣空興趣,財政政策公然被操縱用來增進新來的大陸人的利益,並用於除去台灣人私人企業的競爭。」

當時在南京任職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用紙來換台灣的物資,將騙來的產業運去大陸販賣。」

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之下,物價不飛漲也難。

當時,物價上漲之速率真是令人咋舌,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的《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報導,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台北市數種主要生活日用品價格上漲之情況如下:

表4 台北市數種主要生活日用品價格 (單位:台幣/元)

 

 

1946年

1947年

上漲

倍數

 

 

1946年

1947年

上漲

倍數

種  類

單位

1月

2月

種  類

單位

1月

2月

米

斤

 8.84

 42.67

3.83

鹽

斤

 1.33

 9.44

 6.09

麵  粉

斤

11.11

 59.72

4.27

白  糖

斤

 2.70

60.28

21.33

豬  肉

斤

31.95

102.78

2.21

茶  葉

斤

 6.70

61.11

 8.12

雞  蛋

個

 2.67

  9.17

3.44

香  煙

十支

 3.00

 9.67

 2.22

花生油

斤

27.67

106.39

2.85

陰丹布

尺

15.40

92.40

 5.00

資料來源:台灣省通志物價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但因表中的上漲倍數係以1946年1月的價格為基數,若以1945年8月的價格為基數,則倍數就完全不同。例如,米的價格若以1945年8月每斤0.2元為基數,則上漲的倍數就是213.35倍。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週,《人民導報》的頭版頭條曾經有過這樣的報導:

「這個月來,米價由十幾元漲至三十幾元,不但飛漲得驚人,而且自前日起無處購到…」。

來自民間的統計資料,也顯示自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年半之間,米的價格上漲了數百倍,(參見表5):

表5 台北市白米的價格變動  

時    間

白米1台斤

指    數

1945年  8月

0.2圓

1倍

10月

3.6圓

18倍

11月

12.0元

60倍

1946年  2月

16.8元

84倍

4月

20.0元

100倍

1947年 1月

80.0元

400倍

12月

220.0元

1,200倍

1948年12月

2,400.0元

12,000倍

1949年 4月

4,000.0元

20,000倍

1950年 1月

新台幣   0.6元

 

資料來源: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據當時的新生報及省參議員的估計,1946年底,全台六百多萬人中,失業人數至少有40~50萬人,佔總人口的6.5~ 8.1%,或就業人口的13.5~17.0%。但因在當時,除棄耕者外,有田種就不算失業的農業人口佔60%以上,故失業人數約佔非農就業人口的35%以上。1946年10月28日,《民報》社論提出警告說: 

「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失業者的思想一天天的惡化起來,對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務員和發光復財的地主、豪商階級,都抱了大不滿。」

由於失業者的生活困窘,以致大陸籍憲兵團長高維民當初親眼目睹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桃花源境,不到一年功夫就轉變為街頭已有行乞,以及偷盜、劫案疊出的社會,故《人民導報》的大陸籍記者忍不住為文批評:

「半年前,筆者尚未來台,就聽到朋友們說:『台灣平疇綠野,工商發達,人民無凍餒之虞,街上看不見一個乞丐,真是金銀島一般。』可是今日的台灣已是如何的台灣呢?不但街上看見了乞丐,而且劫案疊出…。」

失業者的生活固然困窘,但有職業的人,卻也好不到那裡,因所領薪水,除物價飛騰致購買力大幅縮水外,有時還可能領不到。1946年8月15日,《人民導報》:「請按月發放教師薪津」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社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聞本省若干縣市,對於教職員薪津頗有未能發放者,致影響教職員生活及精神甚鉅。而台北縣教師二千餘名,積欠薪津達三個月,未發分文,則尤堪詫異。」

       「苛政猛於虎」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但陳儀的統治何止是苛政?他不但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而且還「像蝗蟲一般吃盡本島的財富,破壞了成長的潛力。用現代話說,就是未開發國家佔領已開發國家,而把這個國家拉回到未開發、非現代化的地步。(引自楊逸舟《二二八民變》第59頁)」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民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故人心之憤懣與不平已到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