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進步，雖為旅台大陸人士所共見，而「光復」之初
，台灣人雖曾熱情的歡迎大陸人，但一經相處之後，彼此的不適應就產生了。二二八事件後，南京《中央日報》的一篇短評，或許可看出不適應之癥結所在：
「台灣人與內地人，因為心理距離過大，生活習慣相差過遠，甚至語言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閡自可想見，加上政治措施未當，自然容易發生了問題。」
1945年以後的50年，在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的支配下，與中國大陸已經隔絕（1949年以後）的台灣，都被教育成：自以為生活在「秋海棠中國」之內，認同中國，以中國普通話為「國語」；故1945年以前，與日本並未隔絕，同樣是50年的日治時期，被教育成：會說日語，以日語為「國語」，具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為勢所必然。故在當時，初抵台灣的大陸人，都會立刻感覺到處處充滿東洋氣息：走在街上，看到的盡是「町」、「丁目」、「番地」等日式地址；幾近九十度的鞠躬禮，小販的叫賣聲，商店老闆「歡迎光臨、下次再來」的禮貌送客聲，嘴巴冒出來的儘是日語；報紙是華、日文並用，書寫的報導或公文常出現一些日式用語。誠如演員常楓回憶其初抵台灣的印象：
「一到岸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風味，…木屐聲、魚丸的叫賣聲、按摩女的吹笛聲，感覺又到另一個地方。」
這麼濃厚的東洋氣息，看在剛剛打完八年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士眼裏，是多麼的刺眼與不自在，故很快就變成反感，認為台灣人係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1946年4月29日，台灣省教育處長於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就公開指責台灣人「完全奴化」；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事後所編的《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中，也將事因歸咎於：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
除了「奴化」的觀感外，滿嘴「台灣同胞」的大陸接收人員，骨子裏卻是以征服者、戰勝者的姿態君臨台灣，故接管五個月以後，北平《民主週刊》就提出「接收人員那種耀武揚威的戰勝者姿態，和一個侵略者在別人的土地上有什麼兩樣呢？…」的警訊。
香港《青年知識》雜誌對新征服者也作了以下的抨擊：
「我們的接收官員們都是一群帶有強烈掠奪性的親戚同鄉等關係的封建集團，他們以新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元朝對待南人一樣的態度，對待台灣同胞。…」
但「奴化」的觀感所引致的禍害還在其次，有人說，「二二八大屠殺」之所以發生，除以上所舉之歧異與衝突外，當時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把怨氣全數轉嫁到充滿日本味的台灣人身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陸人視已具東洋味的台灣人為「奴化」，那麼，台灣人眼中的大陸人呢？
台灣人對於被「光復」，本來是充滿喜悅的，並準備以殺豬宰羊的方式來歡迎大陸軍隊，但看到上岸的是一群衣衫襤褸、吵雜無序、買東西不給錢、坐車不買票
、隨地吐痰小便、到處搶奪強姦的大陸兵，馬上就由滿懷喜悅變成輕蔑。來台採訪的美國記者傑克．柏丁在《中國震憾白皮書》中指出：
「但他們的喜悅於一夜之間就消散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被文明比自己還低的人所征服了。…..蔣介石的士兵們向商店拿了東西不付錢，夜間在路上搶奪市民錢財，而且殺人滅口。…..」
上海記者王思翔來台觀察一年多以後，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阿山』這個名稱本來是沒有惡意的，但此時已變成了貪污、獨裁、枉法、欺詐、荒淫、無恥－－一切惡德惡行的同意語了。『阿山』是台灣經濟與政治的破壞者，他們更破壞了台灣人民所重視的法律與公共秩序，….用搶奪與詐欺得來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在絕望的深淵抱著怨恨的台灣人，也只能用諷刺的方式來宣洩他們的失望與不滿，社會上除流行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