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本的嚴厲統治，故在日治時期，台灣治安相當良好。終戰之初，將近兩個月由台灣人自己管理的所謂「政治真空期」，為了要證明台灣人不會輸給日本人的骨氣，故反而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地步，這可由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之一段回憶《中華雜誌第283期記載》獲得佐證：
「25日接收之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些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口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當時任職南京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在這政治的真空時期，台灣島上竟出現了未曾有的桃花源境。」
但是，在中國大陸奉調來台的雜牌軍，即毫無紀律、軍紀敗壞的第七十軍上岸以後，整個情勢就完全改觀。憲兵第四團的高團長說：
「但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衣服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
關於七十軍衣著的不堪入目，楊逸舟的《二二八民變》有更貼切的描述：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
七十軍之目無法紀，毫無紀律，真是罄竹難書。高團長說：
「那時候沒有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就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這種行徑的士兵，當時，民間稱之為「賊仔兵」。
其實，以「賊仔兵」稱之尚稱客氣，因為，許多軍人除偷竊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真是無所不為。
在耍賴方面，僅舉兩例作為參考。據李筱峰《解讀二二八》一書載：
「有一士兵到商店購物，價格50元，卻要求商店老闆開立100元收據，老闆不敢不從。約莫一小時後，該物由另外一位士兵帶回商店，表示貨品不好，要退貨，並以100元收據為憑，要求老闆退回100元現金，老闆凜於淫威，只好屈從。」
「台南縣麻豆鎮的一家棺木店，有一天，因附近駐軍有一士兵過世，連上派員前來買棺，準備料理善後。棺木買走後，翌日，數名士兵又抬著棺木回來，要求『退貨』。經查悉，原來棺木裝著屍體抬出去出殯後，死者屍體從棺木中被拎出埋葬，空的棺木再抬回來『退貨』。」
在搶劫方面，以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之記載最為詳實，茲僅舉其中之部分以為佐證：
「搶劫案件不斷在三個階段發生。從1945年10月至年底的搶劫為最下層的軍人所為，只要是無人在場看顧的東西，或能輕易移動的物品，都成為這些毫無紀律的軍人的目標。這些屬於初期的偷竊，幾乎每個城市、每條街上都發生過。…」
「第二階段的搶劫是國民政府的高級軍官所為，他們利用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員，將軍用品和日用品運往大陸。最後陳儀及其親信將所有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財產牢牢控制住，到1946年底以前，龐大的儲備品均被一掃而空。…」
「到了11月底，搶劫已惡化成大規模且組織化。…這些軍官有了士兵的幫助，只要與頂頭上級共同分贓，他們便可利用沒收的日本軍車，將搶劫的財務運去藏在私人倉庫，然後再運往上海。」
「一天晚上，我沿著淡水河開車，發現前面被擋住去路，一群憤怒的台灣人正與幾個軍人在爭吵，原來那些新到的軍人把日本人的小船占為己有。小船本來沿防波堤停泊著，現在船的纜索卻被拖到堤岸上，橫過公路而繫於路邊的樹木上，海潮一漲，船隻及纜索隨著潮水高漲，結果把公路交通擋住了。」
「到了年底，沒有任何私人財產能保持安寧不受騷擾，即使藉賄賂得以逃過一次搶劫，仍不能保證不再受搶。有時，不同派系的集團居然在被搶者的屋前爭鬥起來，因為雙方都爭著要『解放』這戶人家。」
「他們搶得開心，吃飽又穿好，但他們那種污穢而毫無教養的舉動，和已現代化的台灣人相形之下，便只有成為被譏笑蔑視的對象了。」
至於開槍滋擾，甚至殺人的案件，1946年之內亦屢見不鮮，吳濁流先生曾親眼目睹這樣一幕：
「當往南部的夜車從苗栗站開動時，車掌就開始查票了。有一個年輕軍官把腳踏車搬到車廂上坐著，當車掌責備他時，他就變了臉色，解下肩上的槍，不分青紅皂白，就以可怕的樣子向車掌瞄準。我一看到這個情形，立刻叫一聲『危險』，同車廂的乘客們就驚慌的逃到隔壁的車廂去，…」（見吳濁流著「無花果」184頁）
茲再以7月26日《民報》的這則新聞為例：
「【岡山訊】岡山區岡山鎮前峰米商劉林氏之宅，昨23日下午突來三人，身著軍人制服，欲賣食糖，遇主人劉林氏不在，其妻女說不買後，三人退出其宅。24日上午二時，三位凶漢各持短槍摧破門戶，潛入其宅，睡眠中之主人驚醒逃出，忽聞槍聲連發，胸部中彈數個（顆）即死，次男劉萬得隨後出來，亦中彈重傷。」
類似這種案件的新聞，在當時屢見不鮮。茲僅就1946年2月前半個月，民報上有關軍人動輒開槍的新聞標題列舉於後：
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
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
2月10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陳夫人」。
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
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
「日人家宅頻遭其害/手槍威脅是慣伎」。
由以上這些新聞標題，就不難瞭解那些軍警人員的行為，故省參議員、醫學博士韓石泉即明白指出：
「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台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疑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