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5.27自由時報
☉ 何信全

　五二○總統就職屆滿兩週年當天，阿扁總統為了展示一位政治權力人物的謙卑精神，到宜蘭當志工為醫院的病患擦洗、按摩，卻被某一位在野黨女立委譏評為「錯誤示範」，原因是阿扁的按摩動作錯誤！嚴格講，國會殿堂此種論政的風格或模式，本身才真是一項錯誤示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國際志工日換上工作服漆牆，絕不會有國會議員挑剔他牆漆得不好；正如鄧小平死前捐出眼角膜贏得讚賞，卻不會有人去在乎他捐出的眼角膜能不能用的問題。蓋此事重點在政治人物的舉措及其相關的涵意與社會效應，而非其他。上述台灣朝野互動之一例，其實並非特例，它正反映出政黨輪替以來，台灣朝野互動的一般狀況。不論是執政黨抱怨的「逢扁必反」，或是如同在野黨所反唇相稽的「逢反必扁」；總之，政黨輪替兩年來，政治上該有的講理精神，早已如輕煙一般，飄散無蹤。

　事實上，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乃是一個擁有成熟的講理文化之社會。蓋民主之所以不同於專制，在於以理服人，而非如後者之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就必須講理，這也是自由民主社會重視理性討論的真諦。講理的文化，意味在公共事務的界域，不會凡事只從自我本位，乃至只從一種狹隘的自利觀點出發，再透過各種語言包裝，藉以掩飾一己之私；而是從道理－也就是公是公非的觀點，就事論事。正如哈柏馬斯（J. Habermas）在討論公共領域時所指出，唯有在公共領域中的理性討論，才能將政治權威轉化為理性的權威。無疑地，就制度層面而言，台灣已跨入自由民主社會的門檻，然而，從論政文化的層面來看，理性討論的精神仍然不足。在各種政治社會議題的論爭裡面，我們看到的多是自我本位，一己之私，欠缺從公是公非出發，並且服理與從善的講理文化。於是，諸多政治社會議題糾纏夾雜，剪不斷，理還亂，困住了台灣社會解嚴之後蓬勃的朝氣與生機。

　扁政府成立之後，因核四爭議而引發罷免總統風波，可以說迄今仍令人記憶猶新。平心而論，阿扁總統在廢核四的程序及宣布時機上，皆有可議之處；其對政黨領袖互動以及新政府必須倚恃之政通人和的負面效應，影響至今。不過，國民黨企圖以在舊國會佔多數之優勢，發動對剛由公民直選產生之新總統的罷免，於法固非無據，於理則令人不敢苟同。政黨輪替後，國民黨若干夙負清望的大老，到處疾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而不得不懷疑國民黨致力革命以實現民主的誠意。早在數十年前，因批評時政而被迫離開國民黨的徐復觀教授即為文指出，國民黨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與雅量，因為革命成功之時，亦即在民主選舉中失去政權之日！而另一方面，扁政府在國會罷免風波中所以坐困愁城，無法以主動解散國會來打開政治僵局，卻正是肇因於民進黨當年從自我本位出發的修憲主張！一旦主客易位，只有徒呼負負。這也反映出即使連修憲這種必須以普遍的憲政法理為依歸的重大之事，台灣的朝野各黨依然不脫自我本位，短視近利，無視於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永續發展。

　凡事皆從自我本位與一己之利出發，已嚴重侵蝕台灣社會的講理文化。而追究問題核心，不必諱言，乃是源自台灣社會的最大夢魘－統獨紛爭與族群齟齬。不要說友朋之間因而形同陌路，即使夫妻之間也常不免因之反目。此種社會撕裂的痛楚，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們，可以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種攸關國家發展與政治社經改革的相關議題，一觸及此，幾乎即無講理的可能。國家認同問題，不啻台灣社會的原罪，亦是最大的悲哀。然而，誠如晚近西方社群主義與多元文化論者所指出，公民認同問題不僅基於國家法制架構下的公民身分，也深植於其所成長的社群文化脈絡與歷史傳統背景。台灣老一輩的人成長背景不同，認同上的差異亦大，不管哪一族群，皆應受到最大的包容與尊重；至於戰後在台灣成長的世代，則於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政治社經改革之公共議題，自當本乎講理的精神，在現有的憲政程序規範之下，進行理性討論，透過公共領域中的溝通對話，來凝聚公民之間的共識。

　極端孕育極端，激情導致激情。台灣的未來能否越走越寬，端視公民是否發揮講理的精神，本乎平和的理性與包容的胸襟，展開對國家未來發展的理性對話，以勾勒合乎全民共善的理想前景。（作者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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