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6.19自由時報
☉李筱峰

　自小他就是一個愛哭的小孩。通常愛哭的小孩容易挨父母打，但是他的愛哭，不該被打，因為他不是愛吵鬧，而是心地軟。例如，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會哭得和喪家一樣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竟然偷偷打開鳥籠放生；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媽媽盡量多裝飯菜，可是，回家後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經過查訪，才知道他每天的便當，都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要堅強不可哭，他才堅忍下來…。

　一九六八年，他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有戶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他看到了，按著報載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他把帶去的東西和錢送給他們，擁著他們哭泣。此後的一年間，他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出去當家教，把每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他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歷時三年半。在麻痺兒童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在都市裡面當義工，一九七三年，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他，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

　以唯利是圖的世俗眼光來看，從年少時代起，他就是一個「傻子」、一個「憨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在學生時代有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這樣寫著：「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相較於今天政治界裡面許多深怕別人出頭的人，他剛好相反，他是一個很會照顧人，很會疼惜人才的人，而且經常在別人困頓之時，雪中送炭。試舉一例：有一位青年因為在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遭國民黨下獄七年，在綠島獄中進修，不僅英日文極佳，對台灣史也頗有心得，但是出獄後一時走投無路，於是他慨然開出十二張支票給這位朋友，要這位朋友每月支領一張做生活費，希望這位朋友利用一年時間寫一部「台灣史」給我們這個缺乏歷史意識的社會大眾閱讀。

　畢業後，他選擇了最不熱門的精神科，當了精神科醫師。但他不以「醫人」為滿足，他還要醫社會、醫國家。因此，他除了從事醫療工作之外，也寫文章，希望喚醒沈醉的大地，他從事文化工作、人權工作，更投身民主運動。

　一九七○年代起，「黨外」民主運動隨著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加蓬勃發展，「黨外」運動的前輩康寧祥的幾次重要選戰，幕後就有他糾集一群青年朋友幫忙助選，當時很轟動的︿選戰快報﹀就是他幕後主編的。

　一九七九年中，康寧祥發行的重要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其實，他是主要策動者，雜誌創辦之初，他還糾集了數位學者（包括鄭欽仁、李永熾等教授）參與社務及編務。

　他不僅止於關心政治，他更關心文化的創建。一九八二年，他不忍承傳數十年的《台灣文藝》中斷，慨然接辦《台灣文藝》。

　由於他的苦心與付出，一九八四年他榮獲台美基金會頒發的「社會服務人才成就獎」。

　一九八五年他負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進修公共醫療衛生的學科，於八六年返台，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二任會長，也協助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成立。

　做為一個台灣子弟，他不僅認真研讀台灣文史，他的內心深處蘊含著相當濃烈的歷史深情。一九八七年初，蔣家政權的戒嚴還未解除，他與鄭南榕、李勝雄帶頭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為上萬蒙冤受屈的台灣英靈告慰，替成千上萬的受難家屬發聲，也為被塵封扭曲的台灣歷史平反，終於突破二二八的禁忌。

　時序進入九○年代，民主化的台灣需要更多的政治人才，堅持許久不參政的他終於步上政壇。一九九二年他擔任民進黨不分區國大代表。一九九三年李登輝總統提名他為監察委員人選，他上陽明山國民大會會場，卻不向國大代表拉票，最後沒有被國代接受，成為唯一的落選者。其實，他的落選，不是因為他不拉票，而是一個正直耿介之士，很難被一大群追逐權位的政客接受；一個堅守台灣主體立場的人，更難被一群死守大中國意識形態的保守勢力容納。可是他在乎這群政客要不要接受嗎？

　一九九三年底，他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花蓮縣縣長，再度落選。好在，一九九五年終於在花蓮當選立委。他在立委任內對教育文化問題，尤其用心。

　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民進黨內棄守初衷、改變原則的人開始出現。民進黨在許信良、施明德、陳文茜等人的掌控下開始變質。他一忍再忍，終於在一九九八年毅然退出民進黨。

　一九九九年，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延攬他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在我看來，這已是大才小用。阿扁新政府成立時，包括彭明敏在內的人士，向阿扁推薦他入閣（任衛生署長或教育部長），可惜未被接受。二○○二年教育部長曾志朗要被撤換之前，「台灣北社」向阿扁推薦教育部長名單，也將他列入推薦名單之中，可惜仍未被阿扁接受。論才情、論投入民主運動的時間早晚及深淺、論對台灣的深情與付出……，他絕不在阿扁之下。

　他上任高雄市衛生局長之後，依然耿介行事，拒絕關說，民意調查滿意度居高雄市各局處主管之冠。

　然而，前天晚上下班回家，他被不明人物毆打成重傷！我從電視上看到這則驚人的消息，一陣悲痛湧上心頭。

　台灣最需要的正是像他這樣的人物─陳永興。這樣的人，該打嗎﹖

　我相信，經過一陣休克，從血泊中甦醒過來的陳永興，依然是無怨無悔的。他的一句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作者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