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01自由時報《香港主權移轉五週年系列報導七》
特派記者蘇永耀╱香港專訪

　以民主、人權鬥士聞名，且頗孚眾望的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是北京領導人與港府的眼中釘，他所領導的民主黨，擁有近四成支持率，堪稱香港最大政黨，但在一國兩制的桎梏下，民主黨完全被排除在行政權之外，只能做為「最大」反對黨，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鮮明諷刺，也是香港民眾的悲哀無奈。

　李柱銘於香港歸併中國屆滿五年之際接受本報專訪，他認為香港要擺脫目前經濟低落、缺乏信心，重點不在思考如何與大陸內地緊密結合，或是依靠中國，應當是推行完全的民主，讓港人擁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香港，這樣才能走出自己的路，重拾信心。

　以下為專訪紀要：

　問：一國兩制實施已五年，相較中國先前承諾五十年不變，香港卻已然出現根本性轉變，這是什麼原因？

　答：中國為顯示對香港擁有統治權，又為消弭港人怕共產黨統治的心理，才提出一國兩制，而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外，鄧小平又喊出五十年不變，為什麼說五十年？因為當初他看到香港發展好，應可對大陸產生很好的影響，而回歸前的港人對自己充滿信心，中國看香港，就像是「燈塔效應」般。

　然而五年過去了，香港人再也沒有信心，如今卻怕上海人很快地追過香港，港人不僅沒有信心，更嚴重的反而是在依靠中國，例如港府對北京表示，希望放寬多一點大陸人來香港旅遊，這在以前，根本就不需要。

　短短五年，特首董建華把一個充滿信心的香港，變成毫無信心的社會，如果沒有信心，感覺悲觀、不快，就不會想進一步消費，當你不想花錢時，或說寧願到較便宜的大陸深圳消費時，你又如何能帶動或提高香港本地的經濟呢？

　問：您曾撰文批評香港問題的根源在董建華，您能否更具體說明？

　答：董建華五年前，剛當選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時說，「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好」。

　當時我就期期以為不可，也公開呼籲說，「若國家不好，那怎麼辦？香港不就不行了嘛」。

　一國兩制不應當是這樣，國家不行，香港還是可以才對，兩者應該脫鉤，董建華的第一步、第一句話就是錯的，整個思維就不對。

　這種樣樣靠國家，香港既有優勢反而沒有充分利用，他應當到中國，與中國領導人坐下來談。例如中國很重要的問題是貪污，但香港自廉政公署成立後，至今已大致解決這個問題，這方面是否可以給大陸發展做為參考經驗，中港關係應當如此才對。

　否則，如果香港不能將法治觀念輸入至大陸內地，那中國的貪污就會反過來影響香港，可怕的是，這樣的情形確實已然發生了。

　問：除領導人的風格與思維外，您認為香港這五年逐漸走向悲觀的制度原因何在？。

　答：這就如鄧小平所言，有一個好的制度，壞人做不出壞事，但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好人都做不出好事，甚至因而做出壞事來。

　有一個好的制度，壞人就無法繼續連任領導，可是，董建華卻可以再連任特首一屆，香港民調已指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受訪港人支持他繼續參選，百分之五十二則是表明反對。

　雖然香港人不希望他做，但他卻可以再做，如果香港是一個民主的地方，董建華怎敢再出來參選，只是因為北京領導人要他參選，所以他就可以連任，這就是制度的問題。沒有民主的篩選過程，政府無須向被統治的民眾負責，或者向一個民選立法機關負責，如今董建華提出的「高官問責制」，他挑選出來的高官，卻是向他自己負責即可，這些就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人與制度交相錯綜，香港若要走出陰霾，您認為解決之道為何？。

　答：現在可以走的路，就是推行完全的民主，你問香港人，最好何時舉行行政長官直接民選時，答案都是「下一次」，希望愈快愈好；同樣你問何時把立法會所有議員都民選產生時，還是壓倒性的比例認為要愈快愈好。

　其實，香港推行民主的時機已然成熟，因為台灣也有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台灣的民主令人欣喜，這是五千年來中國人可以用民主的方式，選出自己的領導人，權力的轉移，不必經過流血產生；既然台灣可以，香港、大陸為何不行？。

　香港本就應該推行民主，可是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卻處處設限。當初基本法草擬的時間，剛好是一九八九年發生天安門事件的十個月後，在一九九○年四月，那時候的中國領導人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他們連能否保住自己權力都不知道，當時對香港最重要考量點，就是如何「有效控管」。

　如果在香港推行一套好的民主選舉，讓港人自己決定，並直選產生特首、立法會，那港人自然會恢復信心，因為這就像台灣一樣，意味這是「我的香港、我的政府」，現在的港府並不是「我的政府」，是北京委任的政府，兩者完全不同。

　問：您提到民主解決，不過也有港人提出加強中港的經貿結合，深化與內地關係，您認為這是好的辦法嗎？。

　答：港府提出的「中港自由貿易區」概念，是希望在ＷＴＯ架構下，可有一個特惠的優待，或許短期內對香港是好的，但長期而言，我有相當的保留。

　因為這麼一來，大陸的老百姓一定會問，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前對國家很有貢獻，那現在有何貢獻？如果沒有貢獻，為何香港可以有這麼多的自由，我們沒有；他們有這麼多特別的對待，我們卻沒有，將來若發生這種情況，就會很危險。

　但因大家都認為香港經濟已經這麼壞，所以才有這項提法，不過，在我看來，香港經濟並非全然悲觀，我認為香港應儘量利用自己的好處，不應當靠中國，但董建華卻是反其道而行，五年前他所謂的「國家好，香港好」，這種視野完全擺在國家層次，然而平心而論，國家現在是往好的方向，可是香港好嗎？其實沒有，顯然這種邏輯根本就是錯的。

　問：這次董建華推動「高官問責制」，又把民主黨排除在行政權外，您如何看待此事？。

　答：目前民主黨十二席，民建聯十席，自由黨八席，民主黨是最大黨，如果香港是一個民主國家，我是應當有這個權力主持聯合政府。

　民主黨沒進入行政會議，我認為不見得是壞事，因為現在其他政黨全都是「政府黨」了，我也不相信董建華未來五年會做得更好，如此一來，更能凸顯出民主黨的重要性，而民主黨從成立至今一向都是反對黨，未來角色也可以更加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