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25自由時報

　群策會最近集合三十餘位專家學者，成立研究小組，經六個月時間、二十餘次會議相互激盪，完成「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論文，合計十個篇章，內容包括「確立國家認同」、「正視中國的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開展全民國際外交」、「創造整體經濟的新境界」、「建立永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發展台灣優勢科技」、「建構台灣主體性教育與文化」、「建設優質的資訊傳播環境」及「鞏固民主建立台灣新價值」。這是邇來學界對於台灣歷史發展、主體意識的萌發、確立國家認同、未來發展願景，以及如何因應當前中國的威脅等問題，相當完整的論述，不但具有深刻的史學反省思維，更含有指引台灣人民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突破困境，走上明路的宏志。

　李前總統最近在一些場合不斷強調鞏固本土政權，防止外來政權復辟，引起泛藍陣營的不滿，國民黨主席連戰則表示公道自在人心，類似的言論，社會自有公論。坦言之，李前總統防止外來政權復辟、鞏固本土政權的說法，不免引人對現實的政治生態做一番聯想，不過如果將李前總統的言論附會為泛藍與泛綠之爭，未免將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的不同意涵太過簡單化了。事實上，李前總統所指出的本土與外來政權之爭，正是台灣歷史發展經驗的總結，兩者之爭，不只是現實的權力資源的爭奪，更是決定台灣未來發展方向、決定台灣是否為一個獨立國家、決定台灣人民命運的理念、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李前總統所憂心的，並非為了泛綠政權能否延續，而是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獨立自主地位與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是否會在選舉中被統派勢力所終結。

　鞏固本土政權的意義，誠如群策會論文所指出，台灣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台灣的成功故事，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值得稱讚的一頁；然而，台灣的世界歷史地位，不但未被國際上充分認識，台灣人民也未必有充分的自我認識。所以認清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是制定國家發展總目標的出發點。如果台灣人民不能認清台灣四百年的發展史，不了解先民在殖民統治下追求新生的強烈意志，也忽視了現存的大中國情結與中國霸權對台灣的致命威脅，自然缺乏保衛台灣民主的使命感，也不能將二千三百萬人民視為命運共同體，如此一來，外來政權即使不再復辟，也會附身於台灣的統派勢力而君臨台灣人民頭上，讓台灣重新回到殖民地的卑微地位。

　鞏固本土政權，需要多面向的努力，不能只在意選舉的勝負。論文指出，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總目標，是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國防上、國際關係上、環境保護上，保護、鞏固、壯大這個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文明國家，把台灣建設成為東西文明交會點上海洋國家的新典範。也就是，台灣人民必須深切體認，台灣已經終結長期的外來統治，是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文明國家，不是任何大國的一部分，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為了從附屬地位的困境中掙脫出來，首先必須破除國民黨政權與中共政權所共同宣傳的「一個中國」魔咒。

　「一個中國」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所強加諸台灣人民身上的意識形態，而此一意識形態除了作為統治者的正當性武器外，並無現實上的意義。一九四九年之後，國共隔海對峙，國民黨未嘗對中國大陸施行實質的統治行為，卻堅稱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外蒙古；中共政權在大陸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未實際統治過台灣。「一個中國」不過是國共爭奪政權時的意識形態武器，以及台灣本土化之後，中國意圖併吞台灣的藉口。不容諱言，國內確實仍有部分民眾缺乏台灣認同的意識。這些人或因族群情結所困，或受大中國教育所惑，深受「去台灣化」的毒害，在精神層面上喪失自我，在政治上甘為藩屬附從，乃成為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進程中最大的絆腳石。所以，要保衛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一定要打破一個中國的迷思，從這個錯誤的「想像共同體」出走來，落實台灣的主體性。

　故總統蔣經國晚年自承「我也是台灣人」，生命中的最後二年開始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再加上前總統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承繼改革路線，這十四年可說是台灣深化民主與主權的重要時期，絕不是特定人士所抹黑的「黑暗時期」。在這十四年中，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承認中華民國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徹底落實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精神。然而，論文亦指出，民主改革勢必在憲政上完成，台灣所需要的是一部建構台灣國家認同、落實台灣主權的新憲法，而不是一部修修補補、陷溺在一中迷思中的舊憲法。只有制定一部新憲法，才能使台灣完全與過去決裂，確立新而獨立國家的地位。也只有用這種大歷史的角度來思考，才能正確解讀李前總統有關鞏固本土政權的言論，不致陷入狹隘的泛綠與泛藍的政權之爭，堅定走出台灣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