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05台灣日報

◎李廣均

大選雖已結束，許多人的痛苦卻才開始。對於以不到三萬票敗選的泛藍支持者而言，除了枯坐失眠之外，似乎也只能在街頭集會、靜坐或是加入抗爭隊伍中發洩心中的挫折與憤怨。雖然泛藍支持者不完全是外省人，也不可能是（目前台灣的外省族群人口約只有15％），但大多數外省人支持藍營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泛藍支持者中，外省人無疑是最堅定的一群鐵票，因此也常被稱為是「深藍」支持者。

對於「深藍」族群而言，此次大選結果不只意味著連宋的落敗，還代表著「台灣人」再次出頭天，也因此激起外省人對於「本土化」更深的憂慮。對於曾是戰亂年代的經歷者，目前已是定居者的第一代外省人而言，如此憂慮從何而來？他們擁抱台灣的經驗為何如此沉重和痛苦？

第一代外省人是歷經戰亂的「中國人」，未必否定其「台灣人」身分。

1960年代以來，歷經「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諸多重大事件，許多人選擇離開台灣。值得注意的是，離開台灣的不只是外省人，而是不分省籍、有能力離開的人。經過幾次人口外移的篩選整理，這些最後還留在台灣的外省人已開始在這個島嶼上落地生根。即使是在開放兩岸探親之後，決定舉家遷回大陸定居的外省人也不多見。返鄉探親讓他們有機會履行文化規範下的家庭義務，為他們當初因戰亂被迫客走他鄉的人生波折寫下一個遺憾中仍有希望的句點，也讓他們可以安心地落實在台灣的定居者身分（settleridentity）。

對於第一代外省人而言，他們自我身分的選擇始終是以「中國人」為優先，但並不必然會否定其「台灣人」身分。這種身分選擇主要是決定於個人早期的生命經驗，尤其是在對日戰爭中所形成的身分覺醒，這種身分選擇也因此具有不可侵犯的神聖性。

對本土化充滿焦慮

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和列強的競爭仍在進行之中，是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在這個競爭過程裡，台灣戰後數十年來的「現代化發展和經濟奇蹟」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證明了「別人能，中國人也能」，台灣經驗提供了他們早年以來一直在尋找的那份屬於中國人的自信與驕傲。

可是一旦台灣獨立之後，在「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下，這些自信與驕傲都將潰堤崩解。他們對於本土化的焦慮，主要是以「去中國化」為內涵的本土化會否定其一生的意義或價值。在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上，第一代外省人或許寧可看到兩岸繼續的分裂，也不願意面對台灣宣布獨立的事實，這是因為他們的身分選擇是依託在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的脈絡之下，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兩岸統一或是中共政權的一國兩制存有任何幻想，更不應該被解釋為不認同台灣。

第二代外省人危機感最重，較能務實面對本省人與台灣社會。

第一代外省人多已退休，且居住在以外省人為主的社區鄰里之中。他們不需在日常生活裡直接面對本省人，也毋須面對使用本土語言的壓力。展望未來台灣族群關係的發展時，他們主要憂慮的是象徵意義的重新解釋（如歷史事件的重要性或是歷史人物的評價），這點和第二代外省人有明顯的不同。九五年台北市政府因為慶祝「光復節」所引起的「終戰事件」爭議就是明顯例子。

第二代外省人眼中的族群關係與第一代外省人有很大的不同。多數第二代外省人目前都還在人生中的青壯年階段，每日都要面臨現實生活的競爭壓力，對於本土化的憂慮也最強烈。面對本省人，他們最常表露的感慨就是「本省人有地，我們沒有」。他們擔心，如果本土化就是「吹台青」，這代表了外省人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

對於他們而言，本土化不只是一種文化復興運動，更具有重新分配社會經濟資源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於長久以來主要集中在軍公教和傳播媒體界的外省人而言，他們的危機感也最為強烈。日前媒體民調也顯示，外省人對於族群關係的憂慮是以三十五至五十五歲這組最高，這也是未來台灣族群關係是否會趨於緊張或是和緩的主要變數。

在通婚的影響下，第二代外省人中有一些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族群經驗。在通婚的交流之下，加上語言能力的學習，有些外省人已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和本省人互動，講台語、聽唱台語歌曲、吃典型的台灣食物。如果不是選舉到了，或是聊天一問，這些人很少會覺察到自己的父親是「外省人」。換言之，這些人「不當外省人」已經很久了。與其說這些人是深藍，倒不如視他們為淺藍或是中間選民。縱使對於此次大選結果感到失望，他們也比較能夠自我調整，務實地面對本省人與台灣社會，繼續生活的下一步。

關心發展不再悲情

對於第三代外省人而言，尤其是目前在三十歲以下的六年級生或七年級生，區別省籍似乎已不是那麼容易或必要的事了。一方面身分證登記欄已經以出生地取代籍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正面的做法），另一方面第三代外省人也已經很難從外觀或是口音上來判斷彼此的省籍或是族群身分，族群對立或省籍衝突如何能夠吵的起來？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未來台灣的發展（如就業機會），而不是台灣過去的悲情歷史。他們也比較不容易理解，為何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人對於此次大選結果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不同省籍之間的信任為何會那麼脆弱？

泛藍陣營該如何面對外省人呢？縱使外省人普遍支持藍營候選人，但是否就意味外省族群中，沒有任何綠營可以開發爭取的政治支持？本文願意相信，外省人中並未完全反對綠營，其中還存在著一種「反扁不反綠」的政治空間。如果我們將檯面上綠營政治人物攤開來檢視其族群接受度或容忍度，應該可以發現，並不是每一位綠營政治人物都會引起外省人一樣的負面反應。

第三代外省人不易理解選後激烈反應；外省族群未完全反綠。

無可否認的，在諸多綠營政治人物之中，陳水扁總統的言語與行事風格所引起的爭議性最大，外省人的反感也最強烈，但其他人物則不見得會引起一樣的反應。諸如之前的黨主席施明德或是目前的沈富雄或是蘇貞昌，外省人給予的評價就明顯不同。未來綠營政治人物如何面對外省人，或是論述外省人在台灣社會的意義，都將影響台灣族群關係的發展。

認同的形成需要時間，但是要忘掉或改變一個認同也需要時間，所需的時間甚至更長，這是外省人「認同經驗」不可承受之重。就好像兩個單親家庭的成員要一起生活，同父異母或是同母異父的子女們要如何相處？如何接受新爸爸、新媽媽或是新的兄弟姊妹？其間，了解、尊重與時間都非常重要。對於許多孩子而言，太早或太快去認同新媽媽或是新爸爸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或許孩子對新父母的抗拒所表達出來的正是對原生父母的一種懷念或認同。

在民族主義或是國家認同的論述中，「母親」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意象。在現實生活中，母親的意義則可以是多重的，一個人可以有生母、養母、代母、義母等。如果我們可以如此觀察，就不難了解外省人在面對台灣與中國兩種認同間的矛盾與為難。對於外省人而言，台灣和中國都是「母親」，要求他們擇一表態，實在不容易也不應該。

同情理解取代指責

對於任何人而言，認同都有情感基礎，挑戰或是攻擊對方的認同只會引起對方強烈的反彈，或是流血衝突，更無法消弭對立。台灣社會目前需要的是具有同情心的理解，而不是指責。對於自己認同的肯定不需要建立在對別人認同的否定之上，也毋需要求別人改變，或是妖魔化對方的認同，這或許是我們擁抱台灣時應有的溫柔與寬容吧。

編按：作者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社會學博士，專長研究族群關係及多元文化，畢業論文即在探討外省人移民台灣後的認同問題。現任教於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04-05-05【台灣日報】

 

 

2004.05.05台灣日報

◎李拓梓

我有的時候會想，什麼樣的語言才算是族群歧視的語言呢？當代台灣社會面臨嚴重的認同困境與相互衝突的族群想像，我作為最大族群福佬人的一員，時常得讀到報紙上指控我們福佬人愛搞沙文主義的忿忿評論，但我總是想不懂，我們福佬族群到底招誰惹誰，會想要去歧視和迫害其他的族群？我的外省朋友告訴我，因為你是最大多數族群的一員，所以你一定對族群歧視的語言沒感覺。我本想反唇相譏，不過為了求取族群和諧的最大公約數，我的回答是，也許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只是兩個族群互相在妖魔化對方罷了。

不過我是真的認為，福佬人其實在族群想像的範圍裡很退讓、也很模糊。首先，不是所有的福佬人都有台灣國族主義的傾向，投票上也沒有顯著指標顯示福佬族群偏向支持某些候選人。第二，族群歧視通常顯現在優勢族群對劣勢族群的看法，而福佬人人數雖多，但不見得是台灣族群政治中的優勢族群，尤其是在階級與文化詮釋權的範圍裡。

比如說對外省人來說，最耿耿於懷的「外省豬，滾回去」言論，其實並不完全是一種族群歧視言論。因為這種措辭強烈的言論大多數不會主動出現，它往往是受到刺激之後的反擊措辭。比如說本土價值受到惡意嘲弄或者被中國代表的高級文化所貶低時的反應，或者認為公訂的遊戲規則被利益薰心的政治人物惡意破壞時的回擊。而其中的「豬」則傳承自二二八之後「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狗還會看門，豬只會吃」的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憤怒心態。簡單來說，與其說這是優勢人數族群的歧視言說，不如說是政治弱勢族群講爽的氣話。

反過來，我反而覺得外省人對福佬人有更多的歧視性言論，比如認為台灣人沒水準。近一點的就像「都是南部那些沒水準的台灣人支持阿扁」（所以我們有水準的不支持他）、「我們是新中產階級民主品質運動」（反對你們沒水準的支持的劣質民粹），或者是早一些時候的「看那個台客打扮」（俗氣的要命）、「講台語沒氣質」（講國語有氣質）、「台灣國語很俗」（我的國語比較標準）之類的說法。很顯然這是一個自以為「高水準」的族群在對一個被以為「低水準」的族群再教育的言論。

我很無法接受這樣充滿不了解的歧視與自我中心的言論在我的週遭出沒。比如說我的一位大學老師取笑李登輝說的「提籃假燒金」或者陳水扁的「阿婆生子－真拚」言論低俗不堪，或者是陳水扁有一次批評（林瑞圖）「伊的話若能聽，屎攏可食」的說法「很噁心」。對於福佬人而言，這些關乎屎尿的俚俗言論是最常出現在民間俗諺當中的，比如「屎擠腳撐才要放」、「看人放屎腳撐癢」或者「懶牛叨屎尿」，都是福佬長輩時常罵小孩的言論，對我們而言，這些也許不太文雅但貼切的俗民語言，其實非常親切與耳熟能詳。

粗俗貼切卻無傷大雅的言論被擴大效果，並且成為政治領袖沒水準的證據時，其實代表一種對福佬人俗民文化的蔑視，這很容易勾起福佬族群被黨國暴力壓抑五十年的不滿，並且非常直接的反應。當我們認為福佬人的反應語言是一種族群歧視言論的同時，其實若不花時間探究外省人自以為是的「高級文化」與其尖酸的歧視言論所勾起的福佬人傷痕，這樣的單方面檢討顯然是沒有意義，也無助於消除族群歧視言論的。

（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2004-05-05【台灣日報】

 

2004.05.05自由時報

羅榮光

　台灣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屹立於西太平洋，北接日本琉球。南鄰菲律賓，西邊是中國，這已是存在良久的事實。

　 台灣國並不是屬於任何國家（包括美國）的附庸國，我們台灣國有自己的土地、人民以及政府、主權，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沒有一部由全體台灣國民制定的憲法，所以陳水扁總統在大選中宣稱二○○六年要推動制定一部台灣憲法，讓台灣國民公投，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卻引發美國政府的「關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美國政府甚至「關切」到五二○陳水扁總統連任就職演說的內容，他們期待阿扁能繼續維持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消極主張，此舉似乎暴露美國政府之有意干涉台灣國內政之嫌。陳水扁總統與呂秀蓮副總統是由台灣國人投票選出的國家領導人，他的就職演說應當向全體台灣國民負責，演說的內容應當激勵政府官員與全體國民能夠手牽手，「相信台灣，堅持改革」使台灣終能克勝種種阻礙，突破困境，向前邁進，以獨立國格走進國際社會才是。

　 台美中三邊關係異常複雜與微妙，這是我們能夠體認的，然而在此三邊關係中，美國、中國都有他們自身的利益考量，台灣國也應有本身利益的考量才好，不必處處看美國與中國的臉色行事，只有當我們自立自強時，別人才會注意到且尊重我們台灣國家的存在。

　 陳水扁總統已經承諾五二○的總統就職演說，「一定會讓國人同胞滿意，美國給予肯定，國際社會激賞，同時也不讓對岸中國找到任何藉口」，這是一篇四面討好，極其高難度的演說詞，讓我們拭目以待！然而，我們要提醒陳總統，最要緊的乃是「讓國人同胞滿意」，尤其是讓投票支持他的國人同胞滿意，這樣才是「相信台灣，堅持改革」選舉諾言之實踐，而不要「相信美國」，因為美國並不是可以永遠與完全信賴的國家，它有過一些不良的紀錄。

　 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現任處長包道格履任之後，依據我們的觀察，他似乎並不很願意傾聽和了解一般台灣國民的心聲；他不知何故不出席紀念美國│台灣關係法二十五週年的特別集會，而且在去年十二月間中國領導人之一溫家寶訪美，美國布希總統對台灣總統大選，同時舉行和平公投頗有微詞時，我曾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的名義修函給包道格處長，請美國政府能基於其立國精神，深切了解與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權與公民投票權利，很遺憾地，沒有得到他任何片語隻字的回應，而以前的歷任處長卻都會跟我們教會保持聯繫，常派員來了解一般宗教團體與民間人士的各種相關看法以供參考。

　 台灣面對中國政權日益緊迫的武力威脅、外交打壓，以及處心積慮的統戰分化，企圖改變台海現狀，中國才是真正的trouble maker！台灣國若要維持台海和平現狀，必須制定憲法，加強正確的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使全民團結一致，以抗衡中國的侵凌，這是台灣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力干涉。美國為了它自己國家的利益以及維護亞大地區的均勢、和平與穩定，更需認同與支持台灣政府與全民的努力才是。

　 我們全體台灣國民為了愛護自己的國家與人民，更需透過各種管道向美國政府與友人表達我們維護民主自由與獨立自主現狀的心聲。而且我們做為台灣國家的主人，更需努力廣交世界各國友人，使他們出於良知，能督促自己的政府聲援台灣國走進國際社會，始能共同促進世界公義與和平，不讓各類強權所破壞與扭曲。

　 （作者羅榮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2004.05.05自由時報

邱垂亮

　四月底，帶了一團三個合唱團組成的台日文化交流訪問團訪日，除了在大阪和東京的崇正年會「客家之夜」演唱慰勞在日本的客家同鄉外，還在東京的靖國神社為紀念八田與一辦了一場音樂會，演唱了「上美的花」、「望春風」、「雨夜花」、「四季的歌」、「月琴」、「Ave Maria 」等二十首台、中、日、英語等名曲，大多令人懷舊、懷情的老歌，唱得非常好，感動了在座的台灣同鄉和日本朋友，做了一個成功的人民外交。

　 誰是八田與一？很多台灣人一定會問。我小時候在台南縣東山鄉長大，那裡有一個烏山頭水庫，風景非常美麗。那個年代，烏山頭還默默無聞，不是觀光勝地，但是是我們孩子們常去玩的地方，因為那裡有滿山的橄欖樹，讓我們盡情採擷。我在那山水樹木中度過近二十年的快樂少年生涯，後來也知道烏山頭的水經過嘉南大圳灌溉南台灣，成為富裕農業大地，嘉南大圳更是前總統李登輝口中的台灣萬里長城。匪夷所思的是，我們都不知道、也從沒問過，是誰建了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

　 四十年前我出國時不知道，三十多年後我回國再訪烏山頭，才猛然發現日人八田與一的紀念銅像和八田及夫人外代樹埋葬在一起的墳墓，也才知道他們的動人故事。一九一○年，八田東大畢業後就來台灣，以二十四歲年輕人的熱情，翻山越嶺，調查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的興建可行性，歷經十年完成這個巨大水利工程設計。一九二○年他帶了才二十一歲的妻子和兩個幼子定居烏山頭，開始艱鉅萬難的水庫建築工作，又經過十年才大功告成。

　 一九四二年，八田被派去南洋，他坐的輪船被盟軍潛艇擊沉，他的死屍被發現、火化後埋葬在烏山頭水庫旁。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被遣返日本前夕，外代樹留下一紙，上寫「兄弟姊妹要好好和睦共同生活下去」，獨自走到水庫放水口旁，躍身水庫，留下岸上一雙整齊並排一起的木屐。她後來與亡夫八田同葬水庫邊。

　 這段纏綿動人故事，我兩年前才知道。但十年前我接受中國政府招待，遊三峽前，專程去成都看李冰父子建築的都江堰。在國民黨的大中華主義教育下，小學到大學，我學到長城、長江三峽、都江堰、李冰，但一點都沒學到烏山頭和八田與一。這大概就是阿輝伯講的「台灣人的悲哀」吧。

　 在靖國神社（八田神位在此供奉），我們先舉行一個追悼儀式，很多日本貴賓和八田的孫子八田修一一起參加，儀式簡單隆重，還由靖國神社的「大宮司」湯澤貞（平常他只接見日本天皇和首相）親自主持，並親切接待我，給我很高禮遇。

　 有兩插曲值得一提。一是，日本主辦單位包括台灣同鄉會、日台交流同友會、台灣研究學會等親台組織，他們佈置音樂演唱會場時，除了日本國旗，還掛了民進黨黨旗。我們團員有藍、有綠，甚至有國親忠黨份子，所以一看到那片綠旗，他們大反彈，要罷唱。這我們可以諒解，馬上要求取下綠旗，但日本朋友大氣，大罵，他們愛台灣，掛個有台灣的旗子都不行，他們不幹了，要取消演唱會。一下子，事情變成真大條，經過前同鄉會會長林建良的百般好說，才化解危機。會後日本朋友還是不諒解，不高興，林建良又費了一番口舌，才平息氣憤情緒。一個好事，就因為台灣國家認同分裂，有爭議，由國內延伸到國外，搞得雞飛狗跳，大家都不愉快。

　 另一事端是，在大阪崇正客家晚會上，因為我們合唱團唱了民進黨常唱的一首歌，也被在場的國親立委大聲抗議，讓留日台灣同鄉看傻了眼，真是情何以堪。這當然都是阿輝伯口中的「台灣人的悲哀」。我們自己國家認同問題不解決，要走出去，還真談何容易。在靖國神社的音樂會上，我說了上述我的台灣人的悲情故事，也講了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要建國要有自己的歷史記憶，這個歷史記憶要包括八田與一和外代樹。我的話引起了相當大的共鳴，掌聲中，我看到了台灣同鄉和日本朋友的眼淚。

　 （作者邱垂亮╱淡江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