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16自由時報　

圖文╱彭錦陽

　青蛙是愛叫又愛跳的兩棲動物，別看牠個子小，要抓可不容易，一有狀況，滑溜溜的撲通跳下水，游到彼岸，或用蛙式跳躍，四處亂竄。青蛙嗓子響亮，能整夜叫個不停，這讓我們聯想到眼珠大大、嘴巴凸出、個子嬌小的動作派歌手張惠妹。

　雖然已三十出頭，舞台上的張惠妹永遠不老，她那活蹦亂跳的活力、扭腰擺臀的舞姿、又叫又唱的演出風格，風靡了台灣歌壇也征服了中國市場，只是，面對媒體記者問到政治題目時，她宣稱自己還不是大人，擺出一副無辜模樣，讓自身陷在政治幼稚生的處境。

　張惠妹固然擁有青蛙的跳躍本事，卻也由於兩棲式的選擇發展空間而被罵「兩岸劈腿族」，在大鳴大叫之餘，就怕身處政治溫水之中，不知不覺被人加熱煮死，這恐怕是她要趕快長大，勇敢面對政治影響的難題 。

 

2004.08.16自由時報

李筱峰

　我還未聽過沈富雄的名字、還不認識沈富雄這個人之前，就去過沈富雄的家，在美國的家。沈富雄可能至今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時間在一九八五年夏天，我甫完成研究所的學業，「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給我一個機會，赴美走訪各大學圖書館蒐集研究資料。行程去到西雅圖時，摯友陳芳明負責接待我。有一天，芳明兄告訴我，有一位醫師朋友回台灣，他受託必須到這位醫師朋友家裡幫忙澆花，於是我陪芳明一起去。到了那位醫師朋友的住宅時，我嚇了一跳，一幢坐落在華盛頓湖畔的豪華住宅，不僅擁有偌大的花園庭院，後院緊鄰湖畔，湖濱還停放有他的私人遊艇。這是何方人物？芳明告訴我，這位醫生名叫沈富雄，很有台灣心，經常幫助台灣的民主運動、獨立運動。我心中不由得肅然起敬，肅然起敬的理由不是他在國外擁有如此優渥的生活，而是在國外擁有如此優渥生活的人，還願意花心思與金錢關心祖國台灣。

　一九九三年，已經回到台灣的沈富雄首度參選立法委員。在此之前，我只見過他兩次面，都是在一堆人的聚會中遇見，所以沒有深談的機會。競選期間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沈富雄親自打電話來，要我幫忙他站台助選。我確實有點訝異，我說：「我們只見過兩次面，您如何確定我們的看法一致？怎麼敢找我助講？不怕把您的檯子講垮了？」沈富雄回答我說，他讀過我在報上的文章，非常同意我的見解，我只要以報上的文章內容為標準，就沒錯了。我聽他這麼「阿沙力」，也就慨然應允了。當然，我不是什麼名嘴，不是超級助選員，印象中我只講過三、四場。不過在那幾場演講中，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是，我向觀眾強調我只見過沈富雄兩次面，與他沒有任何私交，他卻要我助講，我也敢站台替他背書，這不基於私利，而是基於理想理念的契合，還有我對他的人格的信心。

　沈富雄當了立委之後，成立了一個「首都文教基金會」，聘我為董事。我看董事名單中，多為一些律師、醫生、企業家，只有我一個人是教書匠。於是，在首次董事聚會中，我半開玩笑說，我這個窮教授恐怕對基金會的財務幫不上忙。沈富雄心直口快說：「找你李筱峰，不是要來捐錢的，而是董事掛有李筱峰的名字，文教基金會的味道就像了。」他講話永遠都是那麼滑溜順口。

　然而，滑溜順口的話語，從沈富雄的伶牙俐齒噴久了之後，似乎逐漸變調了。好幾次看他對於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建國陣營的人士冷嘲熱諷，對於一些國民黨的打手，或是專門打擊台灣主權獨立的「統」派政客或媒體人，卻是「禮讓」三分、「友愛」四分。「首都文教基金會」創立的隔年，我終於在沈富雄辱罵建國陣營的朋友的一次談話後，寫信辭去董事頭銜，以示抗議。沈富雄寫了一封長信向我解釋，最後同意我辭去董事。

　這一次，沈富雄和汪笨湖槓起來，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金恆煒、謝志偉、林建隆全都被沈富雄罵成「垃圾」。汪笨湖說，被沈富雄罵是「光榮」的事，我檢視一下被沈富雄罵的「榮譽榜」，裡面竟然沒有我，讓我興起一個念頭，那就是│沈富雄好久沒有找我助選了，他以前不是說，「非常同意我在報上的文章，我只要以報上的文章內容為標準，就沒錯了。」自從上次幫沈富雄助選至今，我又寫了上百篇的政論，而且我的觀點、立場與理想，都沒有改變。怎麼樣？沈富雄年底立委選舉還想找我助選嗎？

（作者李筱峰╱台灣教授協會會員，台灣北社社員，本專欄文章收錄於www.jimlee.idv.tw）

 

 

2004.08.16自由時報

葉海煙

　雅典奧運開幕，這是四年一次的世界體壇盛會，也是世上各國展現國力（運動場上自然是國家實力的一種競爭）的大好機會。而海峽兩岸都是奧會成員，也都派出隊伍參加，看來這是兩岸平起平坐、和平共處的一次國際場合，不過實際情況卻對我們台灣不太公平，因為我們無法以自己的國號參加，而一旦我們的選手拿到金牌，也無法升起自己的國旗，唱出自己的國歌。

　但既然參加了奧運，我們便必須遵行奧會模式，並按照奧會所賦予的名號行事。因此，在相互尊重的大原則下，我們實在不能把中國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硬生生地改為「大陸隊」，而我們心裡也自然明白：「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其實就是「台灣」；「中華隊加油」也就是「台灣隊加油」，因為這是順理成章的自我認同。

　而這幾天，我們一些媒體依然改不了口，仍然口口聲聲「大陸隊」，這分明是對「對岸早已是一個獨立國家，而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這個事實的漠視和不尊重。當然，一些約定俗成的習慣其實無傷大雅，特別是在私領域之內。但媒體做的是公共事業，媒體人也往往處在公共場合，因此他們必須依法行事，照規矩來做。明明人家是「中國」，怎麼可以任意改成「大陸」？尤其是在奧會所營造的「地球村」的氛圍中，任何人都不能不尊重所有共在的「他者」，而若竟然單方面擅改「他者」之名，其實已經是對「他者」之實的不尊重；也就是說，對他國之獨立於世上的事實，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予以否定，而國名之代表國家，又怎能任意被竄改？何況目前兩岸並非處於單向的「待統一」的狀態，而兩岸之分離也不是兩個「部分」相互對立的情況，因為那個單一的「整體」早已不存在，至少不存在於當前國對國、政府對政府的關係之中。

　在此，我們可以來做一點自我的反省：「為何我們台灣人還有不少人稱對岸叫『大陸』而不願明明白白地稱『中國』？」其中，當然涉及我們國家意識究應如何建構的問題。而在目前的兩岸形勢和國際局勢相加相乘的現實情境中，顯然我們身為「國民」的語言習慣和思考習慣，依然和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的事實有所背離、有所扞格；也因此不管是統是獨，似乎一時之間改不了口│依然用「大陸」或「中國大陸」來指「中國」，而讓自己台灣無端地落入地理性或區域性的框架之內，始終無法獲得「正名」。

　也許，我們該好好練習自我的矯正，好好來改變一下陳舊的語言模式和思考模式。就在這一次雅典奧運的新聞報導中，希望我們所有的媒體能帶領大家一起來正視「所謂『大陸』，本就是一個獨立國家」這個事實，把人家的代表隊原原本本地叫做「中國隊」，而人家不管拿多少面金牌，也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國際奧會會員的基本認知上，交給「中國」去獨享他們自己的榮耀。除非「華人」的身分可以被廣泛地認同，不然誰拿獎牌，都該分得清清楚楚。因此，縱然和「大陸」只有一水之隔，「台灣」又怎能只是一個島嶼？

（作者葉海煙╱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2004.08.16自由時報

言　真

　奧運開幕了，但前幾天台灣的奧運形象廣告卻因中國無處不在、陰魂不散的蠻橫打壓，在雅典遭到無理干擾而撤下，引起國人義憤。其實，從國外單純的一般學術會議到如此次奧運盛會，台灣正名的困境一直無法完全突破，究其原因，在國外無法不受制於人是最主要的癥結；但是在國內，大家有沒有把握機會，隨時隨地認真實踐台灣正名及相關用詞？實際情形是，似乎還沒有！

　從經常聽到的「我們中國人…」、「全省」到最近張惠妹的「內地」說，每次國內外體育競賽期間，媒體和民眾有志一同的「中華隊」長「中華隊」短，都是國人心防洞開，不認真實踐正名的實際可嘆表現。

　非常奇怪的是，使用「中華隊」稱呼台灣選手的人，為何不感此名之怪異而用時還會覺得「comfortable」（心安理得）？「中華隊」既非正式被同意使用的名稱（是「中華台北」隊，為另一不倫不類的「傑作」），換成英文更就是「China team」，而且在國內自己的國土上，原可不必受制於人而完全操之在我的情況下，竟還不好好自稱「台灣隊」！這現象不是太奇怪了嗎？這就很像被關久了，已習慣於放棄自由情境的可憐小鳥，鳥籠打開時竟不想飛出去樂享自由。

　明乎此理，就從這次奧運會期間開始，讓我們一般大眾率先、切實從自身啟動，具體實踐台灣正名運動，談論奧運時必逕稱「台灣隊」，絕不叫出「中華隊」或「中華台北」之邪名；更加理想的是，媒體如能跟著配合最好，也請絕勿讓上面兩個邪名污染版面、螢幕或耳際，尤其要期盼自由、民視和眾多的「民主電台」等「本土派媒體」共襄盛舉，並以此做為檢驗標準，來區分何謂本土派、何謂媚中派媒體。

　如此一來，大家皆從自身做起，台灣正名才可望真正落實，並且才能「走出去」。稍可告慰的是，筆者有一位在民視工作的好友曾告訴我，他每次播報新聞時，看到稿子中有「中華隊」字樣，不管怎樣，皆逕自報作「台灣隊」。這就是台灣正名的具體實踐，大家如肯響應，其集體的「威力」必可超越已經夠多的理論「論述」，或在國外無力、無奈的「抗議」，值得熱愛「台灣」這一美名的國人效法、推廣。

 

2004.08.16台灣日報

◎戴寶村

一、始政至終戰與未決的台灣

　1895年5月7日清國與日本國簽訂的馬關條約生效，6月17日日本武裝接收台灣宣告「始政」，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50年的分隔與殖民統治造成台灣與中國發展的高度差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詔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華民國政府依盟軍第一號命令就近接收台灣，台灣未走向由聯合國託管或像大多數殖民地隨著終戰而獨立，國府反而將軍事佔領轉為「光復」，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的中華民國政府移治台灣，造成台灣與中華民國糾葛未決的難題，至今終戰將近60年，仍然是終而未決。

二、「照紀綱」殖民統治

　日本以「內地化、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南進」作為治台三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藉由制定嚴明的法令，使總督執掌大權，透過縝密規劃的行政區域與街庄吏員、警察保甲，貫徹有效率的統治，日治前期台人歷經多次的武裝反抗，中後期則進行文化社會民主抗爭，雖都無法撼動改變被殖民支配的現狀，但爭取自治已成為台灣人重要的政治追求，並已能領受不民主卻有依法而治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台灣人所言之：「照紀綱」。反觀中國1895年為日本所敗，是自強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對比檢測，1900年與世界八列強宣戰並遭慘敗，之後立憲未成走向革命，倉皇建國接著軍閥混戰，共黨崛起國共衝突對立，日中起釁長年抗戰，接著又國共內戰，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國政難以圖治，而且因中日戰爭引起之仇日反日情緒，成為滋長中國受創傷之民族主義的養分，也使得戰後意外接收的台灣，因帶有日本化色彩而成為受罪羔羊。

三、殖民與近代化經濟

　日本治台的前期十多年間完成統治與經濟基本建設，包括土地、林野調查、人口舊慣調查、金融貨幣、專賣制度、度量衡標準化、鐵道港口建設；一九二○年代進行農業綠色革命，包括農田水利、米蔗品種、新式糖業、肥料使用、園藝作物等；一九三○年代推動工業化，1939年工業總產值一度超越農業。1937年台灣人均得為115美元，日本為191美元，1938年的GDP統計，台灣為1320，日本為2356，中國為778。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經濟發展下受剝削的性質自所難免，然而這些經濟發展的近代性以及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對日後的台灣成為正面的資產。

四、識字兼衛生的社會

　日治時代隨著統治秩序的建立以及經濟的穩定發展，成為社會近代化文明化的基礎，醫療與公共衛生的改善，使人口持續成長，1900年的人口285萬，1920年376萬，1930年468萬，1940年610萬。人口平均壽命可作為一國一地區的社會指標，1940年台灣男性平均41歲女性45歲，日本在1936年男性已47歲女性50歲，中國則到1942年男性才34歲女性38歲。就人口品質而言，日本時代雖然存有日台差異與歧視，但在語文教育、國民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後期的高等教育等仍是頗有建樹，因此在1943年時台灣男童就學率80％，女童為60％，其他方面如文學藝術音樂各方面也都卓有所成，文教水準的差異使終戰之初，台灣人初次見識到如同「乞丐兵」的接收軍人時會脫口而出說這些人：「不識字兼無衛生」。

五、海洋島國與前近代陸國

　1945年8月15日台灣並未因終戰而擺脫殖民獨立建國，所謂的「光復」也因戰後一年多發生悲慘的228事件而被台人形容為「降伏」，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威權體制，剝奪台灣人決定台灣前途與政治體制的機會，但是舊金山和約、大西洋憲章、國際人權宣言以及住民自決的普世價值等，這些都是可供處理終而未決的台灣問題之依循，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若能盡力推動公投、制憲、正名等運動，將使國體正常化的目標逐漸接近。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2004-08-16【台灣日報】

 

2004.08.16台灣日報

　◎薛化元

　有關台灣的國家定位乃至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台灣的問題，長期以來「開羅宣言」常常被國人視為是最重要的依據，相對地，真正賦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依據，則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如果就被錯誤解讀為日本對中國投降的（1945年9月9日南京）「降書」內容來看，則可以提供對這一段史實較正確的解讀依據。

　首先，投降的一方固然是「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令簽字的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但是，接受降書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卻不是代表中華民國。何應欽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的特派代表」，是「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之利益」，而接受降書。

　其次，岡村寧次固然是接受日本官方的命令而呈遞降書，不過日本官方之所以下達命令，乃是因為「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無條件投降」，再根據「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下令岡村寧次「向蔣委員長投降」。而岡村寧次則下令降書中規定區域內（台灣也是其中一部份）「所有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而日本台灣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也是根據此一命令向陳儀投降。

　透過前述對「降書」的說明，不僅釐清了1945年9月9日南京「降書」的投降對象，也說明了1945陳儀之所以可以在當年10月25日自日本當局手中接收台灣，乃是以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為根據。當然，自戰敗國「接收」與「領土的轉移」在法理上是兩回事，國民政府派員接收也並不代表合法取得領土。否則，從「降書」的規定來看，豈不是國民政府失去了東三省，而取得了越南的北部。

（作者為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4-08-16【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