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0自由時報 星期專論
謝志偉
當年我在留德期間聽過不少納粹時代流傳於民間有關希特勒的故事,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故事地點是柏林某區的一間小酒館,裡面稀稀落落地坐著幾位客人,自己已經喝得微醺的老闆與一名吧台前的酒客攀談起來。說著,說著,老闆不覺開始發起牢騷,箭頭指向已經開始整肅異己、捕殺猶太人及左派人士的希特勒。最後,老闆問頻頻點頭的酒客說:「你知道希特勒和收音機的差別在哪裡嗎?」酒客搖搖頭:「不知道,說來聽聽。」老闆撇撇嘴說:「人們隨時可以關收音機,希特勒隨時可以關人們。他媽的,我真希望希特勒是收音機。」酒客聽了,乾笑了兩聲,沒搭腔。一會,酒客指著吧台前的一張小桌,問老闆:「你知道你和這張桌子的差別在哪裡嗎?」老闆搖搖頭。酒客慢條斯理地起身,從口袋裡掏出「蓋世太保」(即:國家秘密警察)的證件,邊秀給老闆看,邊說:「桌子留在這,你跟我走!」
兩蔣戒嚴 才夠格與納粹比擬
兩次總統大選,不論分合,與台灣主流民意背道而馳的泛藍候選人都因而難逃敗北的命運,自此,「民氣可用」被他們污衊為「民粹可惡」,而每次我看到泛藍政客、學者和媒體人將阿扁總統直喻或暗喻為希特勒時,上述吧台老闆的故事就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真想問問他們,全台灣有那一個人在阿扁執政後成了「收音機」或「吧台老闆」的?沒有,不但沒有,他們尚且心知肚明,他們所力挺、心儀的兩蔣戒嚴時代才真夠格被比擬成希特勒的納粹時代。我好奇的是,終其兩蔣時代,計抓了九萬個政治犯,其中八千個槍斃,受害者及他們的家屬在驚魂甫定之餘都還來不及將兩蔣及其文武打手比擬成希特勒政權,何以這些獨裁政權的遺老及餘孽卻在獨裁政權一去不復返之際,迫不及待地一再以希特勒之比來侮辱阿扁總統、民進黨及其支持者?依我看,只有從心理層次下手,才有可能解釋這個怪異現象。
對這些主要由外省族群第一、二代所組成,聲稱傳承五千年中原文化而自認優質的政客和學者或媒體人來說,台灣人在他們心中其實就是納粹種族主義裡雅利安人眼中的劣等猶太人:原本就不知教化為何物,還當過日本人的奴才,而被中國雅利安殺、關、追、打之後,還有這麼多的台灣人來「扶」兩蔣政權的「卵葩」,不正印證了他們心目中的一個「賤」字?可偏偏那些在二二八及整個戒嚴時代被他們殺掉或關瘋掉的台灣人裡,事實上有相當高的比例是菁英份子,然正因為:「賤種」而卻比他們高明,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感覺在「根本就是承受漢唐遺風的小日本」凌辱「泱泱五千年,四夷來朝的大中國」時,他們就已經領教過一次了。也就是說,蔣氏政權在屠殺台灣菁英份子時,必然是夾雜著「鄙夷」、「洩恨」還有「恐懼」等多重心理狀態的。「鄙夷」,是因為他們認定,台灣人低俗沒文化,還接受日本人的改造。「洩恨」,是因為日本雖然戰敗,卻由於是盟軍打敗日本,不是中國,所以只有日本兵在中國殺戮,中國兵沒上得了日本,也就沒報到仇,所以中國人殺被日本人統治過、且當過日本兵的台灣人有補償作用,有不少冤死的台灣人就因此而真的當了「日本鬼子」了。「恐懼」,是因為看到「賤種」的台灣人竟然在五十年的殖民時代裡已發展出一套遠較中國還進步、還現代化的軟硬體設備和價值觀│以他們「優勝劣敗」的「物競天擇」角度來看,此時若不下手,難道要等到「台灣人」站起來?
民氣拗成民粹 污衊台灣民主
這些泛藍人士和納粹可有關連?我們可千萬別忘了,專屬蔣介石的「領袖」兩字就是從專屬希特勒的德文「Fuehrer」而來的。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將蔣經國送到俄國,卻常忘了,西安事變後,他於一九三七年將蔣緯國送去納粹帝國慕尼黑軍校受訓至一九三九年八月才返回中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奧地利出生的德意志帝國總理希特勒兵不血刃地進軍奧地利時,時為帝國軍人一份子的蔣緯國就在其中!再看,蔣介石的軍人五大信條「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不也是以希特勒為師,把黨的主義和領袖的位階放在國家、乃至個人的責任及榮譽之上嗎?
希特勒命令軍人向他個人宣誓效忠而非向國家,也使得部分天良未泯的德國軍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要反抗「領袖」時,率因心理障礙而不克下定決心。真正付諸實行的只有將門之後,曾經力挺希特勒,但在納粹政府屠殺猶太人、濫捕無辜並瘋狂地將帝國軍隊送往毀滅之路後,決定親自參與暗殺希特勒計畫的中尉軍官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一九○七│一九四四)等人,可惜事敗被殺,時間已是遲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了,距離希特勒崛起、上台已有十個年頭。
我要指出的是,事實上,台灣人,尤其在蔣介石時代,是被一種外來、外省的仿納粹政權所統治過的,而正如同樣有德國人被納粹政權所迫害,外省人被兩蔣政權殺害的也所在多有。這種統治是在黨掌控軍、警、情、特、文化、媒體加教育全面密不透風的監控和洗腦下才能做到的。在此情況下,優質中國雅利安成功地讓劣質台灣猶太人相信,或至少被迫接受,劣質的一方被優質的一方統治及再教育乃事之必然,沒話可說,至於有話要說的,可以說一次。因此,就歷史來看,在中國雅利安人的心中及生活經驗裡,「劣質台灣猶太人非但沒有自主性,而且只能被統治」的確是在他們生活裡一再被驗證的真理。
可憐亦復可悲的台灣人在日本時代已經當過一次「劣等猶太人」│莫忘了日本與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及法西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之軸心國結盟關係及其對德國的崇拜和學習│等到終戰後,台灣人不像法國人、波蘭人、荷蘭人、韓國人等感受到解放後的主體意識,還是得從外來政權的祖國身上期盼著「歸屬的救贖」。今天回頭看龍瑛宗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以日文發表的短篇小說〈青天白日旗〉裡描述台灣人終究還是僅能以中國來的「新國旗」來傲視已經宣布戰敗的日本人之描述,再對照不到一年半後的二二八大屠殺暨往後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白色恐怖,能不欷歔者幾人?
驚慌失措的泛藍學者發荒唐無恥、幼稚無比之謬論固然令人噴飯,但認知到這些論調後的「雅利安」思維,就不免教人吐血了。當台灣人在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之後,終於透過民主程序產生本土總統後,在中國雅利安人的心中,卻依舊認定這兩次總統大選的結果,都是「阿扁的民粹」所致,因為他們質疑「沒有自主性的劣質台灣猶太人」怎麼可能投出有自主性的選票?此所以,所謂知名學者如「朱雲鵬」之流罔顧阿扁過半得票率之餘,還敢為文以希特勒之「民粹侵害人民主體性」來暗貶阿扁總統。明明題為〈從人民主體性看和平議程與戰爭議程〉(二○○四年九月廿七日登於某統媒),朱大學者卻由於不能接受「兩次大選,綠營勝出」的結果,通篇都在硬拗說成「人民的主體性名義上存在,但實際被侵害」,接著,話鋒一轉就變成「這時候如果要戰爭議程,人民就只能投入戰場」。這種論述,說穿了,不正是二○○○年總統大選時,連宋陣營呼應中國朱鎔基「選擇阿扁就是選擇戰爭」那副嘴臉的借屍還魂?
台灣人有權利 軍購保衛台灣
污衊台灣的民主成果之外,朱大學者還指稱,台灣在打外國勢力(指的當然是台灣的軍購對象:美國)的代理戰爭。光從這個謬誤認知,就可以讓我們體會到,日來一再「出桂」(吳三桂的「桂」)的各個老中青外省當季學者和過時權貴(中研院十一個,民盟三個,國民黨智庫告洋狀三個,再加上朱大學者,總之,族繁不及備載)是從頭至尾,徹徹底底地否認台灣人可以有捍衛自己國土及身家性命的權利,所以在他們的眼中,連台灣人買防衛性的軍購保衛台灣,都只是在幫人家打「代理戰爭」。實則,此話一出,他們就完全露了餡了。記得每次我們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時,他們最常見的回應就是指責我們「寧願當日本人、美國人,也不願當中國人」。老話一句,當年那些視死如歸地幫老蔣「反攻大陸回家鄉」的台灣人才是他們心目中最有「人民主體性」的台灣人,何也?因為這些台灣人最具有「無我」的精神啊!這麼說來,要期盼統派媒體及這些泛藍學者、政客駁斥或最起碼抗議一下新加坡總理在國內的言談,其外長在聯大的演講裡污衊台灣人的民主成果及國格需求,根本是緣木求魚。
我只要問一聲朱大學者,如果台灣是納粹帝國,阿扁總統是希特勒,那請告訴我,六百枚飛彈對著台灣、三不五時就說不排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中國難道就是被開腸剖肚的波蘭、捷克、荷比盧?戰後的德國人和政府至今做了許多努力,要彌補十二年納粹政權所犯下的罪行,泛藍學者、政客和統媒們,拜託別為了污衊台灣民主而再在德國人和猶太人的傷口上撒鹽了。
然更可議者是,儘管不承認阿扁的選民有自主性,儘管將阿扁比為希特勒,潛藏在這些優質中國雅利安心裡的認知其實是:你阿扁連當希特勒的基本條件都沒有,因為只有優質中國雅利安才可能成為領袖,才有能力操弄、掌控民粹的。希特勒要抓誰就抓誰,要殺誰就殺誰,咱先總統蔣公做到了,你呢,你後美麗島阿扁只有被我們罵的份!
德國希特勒的「桌子留在這,你跟我走!」之「蔣特勒」版本,隨舉一例,就是「孩子留在這,你們跟我走!」│幾天前,我認識了一位六十歲的女士,她五歲時,蔣介石的特務當著她面前抓走她父母親,從此再也沒看過爹娘的面。講起這一段,那位都已六十歲的女士,圓亮的淚珠立即在眼眶裡打轉,心頭起伏不已,激動到須以手遮臉。這麼喜歡將阿扁比成希特勒的外省雅利安們,靜靜地思索一下德裔猶太哲學大儒阿多諾(一九○三│一九六九)在一九六二年所寫的一句話吧:「在奧斯維茲之後還能寫詩,簡直是野蠻」。奧斯維茲是波蘭的一個城市,朱大學者等人諒必知道,希特勒在這裡蓋的集中營曾經一天之內殺掉兩萬五千名猶太人,脫下來的鞋子堆滿一整個大廳,從地板到天花板。
台灣留在這,你們要跟誰走,你家的事。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民氣硬拗是民粹,民主進步您倒退
枉費活了幾十歲,人民養您白繳稅
蔣家獨裁不是罪,阿扁當選心就碎
體貼中國無所謂,可別變成吳三桂
(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