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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3自由時報
當一個舊制度的結束，而迎接一個新制度的來臨，人往往會認為新的制度帶來希望與契機，但其衍生的潛在風險卻往往被忽略，兩岸大三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三通對於兩岸的貨品及人員，短期內會縮短運輸距離與時間等交易成本，但這樣的前提其實帶著很多假設，其中最重要的，是認為大三通有助於台灣鞏固生產中間財的競爭位階，而與中國進行最終產品組裝有所分工，進而達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兩岸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的雙贏效果。
然而，如果認為台灣在大三通後就一定站穩比較高階的供應鏈角色，那更是小看中國產業自主創新的企圖心。近幾年來，中國在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性質的產業大搞進口替代的動作是越來越明顯，不論是在石化業上的擴大規模，或是機械業上積極與德國合作，都已經逐漸威脅到台灣產業的地位，因此我們並不能一廂情願的相信大三通會鞏固台灣產業競爭地位。
再者，大三通後，過去一些因為不願拋下家庭或台灣生活條件，而不過去中國的台灣高階人才，如今因為機會成本與實際成本都降低了，極可能在中國企業提供稍微比台灣好一點的條件之下，就「帶槍投靠」中國企業。試想：如果台北到上海只要八十二分鐘，而中國企業願意一個月補助多次來回機票，配合高薪挖角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團隊，再加上中國的進口替代策略，台灣經濟能因為大三通就額手稱慶、高枕無憂嗎？
再考慮市場面的風險，現在景氣不好，許多廠商與個人可能透過大三通的暢通管道，輕者到中國去購買廉價或多樣的產品回台，而替代台灣的部分產品或在台的消費（例如過不了多久，在台北街頭可能就可以看到不少各式各樣的山寨手機）；重則進行走私、組織犯罪，或影響防疫安全等對社會面可能帶來重大衝擊的行為。這些都是影響層面遍及整體國民的可能風險。大三通政策若不能針對這些可能風險，認真的加以防範面對，則在原本想要嘉惠產業部門的美意下，可能會犧牲掉更多人的利益。
（作者呂曜志 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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