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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6自由時報
一九八七年時，一名黑人被告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訴，要求法院檢驗檢察官對他求處死刑的決定是否違憲。被告提出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喬治亞州內，被害人為白人的被告比被害人為黑人的被告，更經常被檢察官求處死刑，希望以此證明該州的死刑制度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認為此份數據可為證據，但以五比四駁回上訴。多數意見認為，被告雖然證明喬治亞州的司法系統內存在普遍性的種族歧視，卻不能證明在被告個人的案件裡，檢察官的確是因為種族歧視的原因對他求處死刑。
諷刺的是，同個法院不久前才針對陪審員挑選是否存在種族歧視做出判決，在該案中，法院要求被告證明刑事司法體系存在系統性歧視，光是證明個案存在歧視並不足夠。
一年內同一法院對於檢察官裁量權存在截然不同的態度，不由得讓人質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否選擇性地相信個案中檢察官的良心？
台灣社會中並沒有黑白種族問題，但有嚴重的藍綠對立。先前已有文章將審前羈押與否、案件起訴的速度、起訴求刑或判決刑度等各個項目做出比較，起碼在很多指標性的案件中，出現「綠多藍少」、「綠嚴藍輕」的現象。即便相信司法人員的心中沒有藍綠，只有正義，每個案件的判決、裁定、起訴或羈押之聲請，都是針對個案的具體狀況。但若把觀察的時間拉長，範圍擴大，標準不一的情況就立刻現形。
這種藍綠有別的處置方式是否可讓人推論：台灣司法人員的潛意識裡就是認為「有群人特別卑劣，不值得相信」？因而即便違反程序，都非押不可，非得求處重刑，否則不足以「代表人民，表達對最卑鄙者的譴責」？相對之下，「有群人即便犯罪也不用太擔心」？不擔心有些人即便持有美國護照也不會潛逃？甚至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連起訴到現在都還拖拖拉拉？
台灣社會的確藍綠對立嚴重，對於事務的判斷經常欠缺是非，只看顏色。司法人員做出的決定都會有一方抨擊一方鼓掌。但即便如此，司法人員也不能因此忽視批評的聲音，認為所有的批評都是黨同伐異，反而更應謹慎地依據法律做出決定，避免落人口實，避免讓失德者因程序的不義突然有了被迫害者的道德光環。就連在法律給予的裁量空間裡，司法人員也應該不斷自省，檢視自己的處置是否受到潛意識偏見的干擾。最怕的是司法人員不知檢討，堅信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結果卻是徹底毀滅人民對於司法的信心。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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