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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罪責 ?
正如前面提到過的，台灣人在抗暴期間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目標。政治聯盟主席張先生於三月五號從台北電台所做的廣播裡對此做出了詳細說明。他表示，他們並沒有打算改變中國政府的統治，他們只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統治方式，他並且要求：
一、造成問題的責任在國民黨政府。
二、台灣省政府裡一半機構的負責人應該由台灣人出任。
三、「貿易局」和「公賣局」應該取消。
四、在接收日本留下來的工廠裡，重要職位應該由合格的台灣人出任。
五、市鎮長和市鎮議會應該由人民投票選出。（特別是市鎮長都是國民黨指派而且往往有軍方背景，此外他們對議會更擁有完全的否決權）。
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組織政黨的自由是台灣人應有的權利。
七、政府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
國民黨的標準論調
但在另一方面，台灣省政府所屬的「新生報」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發表了題為「誰是罪犯」的一篇社論。主要論點如下：
一、那些和日本合作經營的台灣人企業家仍然夢想台灣回到日本懷抱，這樣他們就可以重溫日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但目前的中國政府不會容許這些買辦獲得利益，這些利益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企業家就煽動青年暴亂反對政府。
二、「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的領導人因為本身的政治野心在過去不斷從各個角度攻擊政府，這種趨勢終於導致年輕人發生暴亂。
三、挑撥學生情緒的新聞從業人員已經濫用了言論自由特權，經常傳播攻擊政府的思想。
四、這三種人應該為這次事件負責。在過去，中國政府對這些人太寬厚，由於這次事件是一項有良好計劃的反國家暴亂，因此這些人將根據法律受到懲罰。善良的人不需擔心他們的生命，政府會保護他們，被派遣來的軍隊也就是要做這些保護的。
對任何不熟悉背景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來說，國民黨政府的這些聲明似乎合情合理，但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台灣的官員早就學會了對國民黨官方宣傳必須持保留存疑的態度。有些人甚至發現，和國民黨當局所宣傳剛好相反的方向去想，往往才更為正確。
睜眼說假話
作為西方人所說「事實」的一個例子，也許我可以引述「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一名官員的親身經歷，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拜訪一間國民黨政府機構辦公室時，發現他要拜訪的人當時正在準備向二二八事變不久後前來台灣了解狀況的魏德邁將軍做簡報。
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正巧看到攤在桌子上的這張報告，由於內容是他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協作的有關工作，所以他自然就仔細看了看。當他發現這份報告所講的大部分內容是還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的計劃時，忍不住對這位國民黨官員指出：「你說我們已經全部完成了這些，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都還只是建議而已。」
當他聽到國民黨官員回答後更是瞠目結舌，這位國民黨官員說：「是的，的確如你所說，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避免讓人相信國民黨政府已成功地誤導魏德邁將軍，會見過魏德邁將軍的在台美國人非常有信心地表示：「他知道事實真相」。
因此之故，實際情況似乎要比「新生報」社論所說要多得多。最顯著的要點是，上面所提到的三種人，具體來說也就是：企業家，「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成員，以及新聞從業人員，是國民黨政府準備消滅的目標。
黨營事業
在日本時代，台灣的私人企業往往營利不少，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這些私人企業正逐漸衰亡。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提到過。但這種凋謝其實再三說來還是出自嚴厲的法規。我真的這麼認為，當台灣人企業家最後終於不得不放棄掙扎時，他們的企業可能會被國民黨官員按照中國式的條件買下。然後這些國民黨官員可以在解除限制的情況下自己經營，如此所謂私人企業又再度蓬勃了，但這是在國民黨手中，而且表面過程一切合法。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確，國民黨照樣可以把原來在私人手中的企業利潤轉變到政府手裡。從額外「榨取」照樣獲得財富，其美妙就好像這些國民黨官員已經擁有自己的公司一樣。
這篇社論裡其他和台灣私人企業有關的部分簡直像孩童吹牛一般可笑。堂堂一個國家的政府竟然公開稱一船一船的稻米，煤炭和食糖運往中國，一船一船的鹽運往日本但台灣人卻得不到半點好處，反而說利潤應歸給國家，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但在台灣人企業家這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因此去煽動年輕人暴亂，反而大部分台灣人企業家都反對暴亂。他們太實際了，太頑固了，無法理解一旦國民黨增援部隊從大陸開到他們就什麼機會都沒有了。於是從國民黨官員的觀點看，誣蔑台灣人企業家可以導致獲利可觀的生意。
台灣人政治素養太差?
關於這篇社論的第二段，成立「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是為了在新憲法下教育年輕人，並且為民主政府做準備而訓練他們，而民主政府則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中華民國新憲法裡所宣稱的。很顯然，陳儀見到了如果台灣人能夠建立一個民主形式的政府他所必須面對的危險，因此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陳儀宣布，由於台灣人政治素養還太差，所以在一九五○年以前台灣人還不能完全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
我個人的看法是，一般來說台灣人的政治素養比中國人進步得多，台灣人對公共福利既關心也有良心，就這一點言，我在一般中國人裡面一點也看不出。因此對於像陳儀這樣狡猾的國民黨老吏，當然充分了解一個強盛的「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所帶給他的極權政府的威脅，因此二二八事變給了他鏟除這個潛在政治麻煩的機會。
同樣的，這種情形也適用於新聞從業人員。這些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從一開始就被國民黨當局視為麻煩。因為這樣一個腐爛的政權怎麼可能容忍對他們行為公開批評的探照燈呢？於是乎，暴亂也給了國民黨政府鎮壓的好藉口。
事實上，這項暴亂給陳儀收緊對台灣的控制提供了絕佳機會，這也就是說，這項暴亂其實是陳儀和其親信所衷心渴望的。自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後，台灣的狀況簡直就是他在福建時的翻版。的確，陳儀後來被趕出福建，但在台灣這樣嚴重的暴亂和鎮壓結束兩個月之後，陳儀才被撤換。顯示了他在國民黨裡一定得到極大的支持，即使他要為 「戰後世界最大的暴行」負責，也不受影響。
逼台灣人造反
正如前面已提過的，台灣人並沒有採取中國人的掠奪戰術去搶奪日本人留下的資財，反而以柔順姿態接受這個事實。但陳儀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戰鬥精神和脾氣。因此二二八事變來的可能比他預期快了點。任何了解一九四七年初台灣情勢的人都會很明顯知道，國民黨政府的整個政策遲早產生嚴重問題，只是很少人想到會發生這麼快罷了。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和朋友討論這件事時，曾經大膽預測不出這年底台灣就可能發生暴亂。
為了支持我所說陳儀想激怒台灣人造反是他深思熟慮的政策，也許還可以舉國民黨當局對台灣人領導者有系統的清洗作為例子。這種程序甚至延伸到學校裡，造成有如此多的學生失蹤乃至完全無關的學生也心懷恐懼到不敢繼續求學。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由於職責的關係我必須就台灣大學的技術設備提出報告。我在一整天訪問台大期間赫然發現，儘管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台灣大學總共有兩千名學生，但校園裡卻顯得一片死寂，不論是教室內外都難得看到幾名學生。
當我詢問這兩千名學生都到哪裡去了？得到的解釋是：他們都分散在不同樓房裡，而且他們也不會都在同一時間來學校。但台灣人朋友告訴我說，這種現象證明了國民黨的恐怖主義在學生當中確實存在。
張七郎父子
尤其是對一名台灣人領導者進行了卑鄙鬼祟的清算。這個事實不容抵賴。在台灣東部的鳳林有一位名叫張七郎的醫生，他是鳳林當地長老教會的一名長老，一九四六年時曾經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台灣代表，同時也是台灣東部一位著名的領導者。
他在擔任鳳林鎮長時公開呼籲國民黨政府處事公正。他的這種要求肯定不受國民黨官員歡迎。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剛剛從醫學院畢業，另外一個兒子則在中國大陸擔任國民黨軍醫。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和暴亂有關。但是無論如何在一天晚上，張七郎和他的兩個兒子被國民黨憲兵從家中帶走殺害。
他們的屍體於幾天後在一處墓地被發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由於曾經是國民黨軍醫而倖免一死，但仍被投入監獄。我知道這件事時，這件事已經發生兩個月了，但國民黨當局還是不肯釋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因為他們擔心他可能引起麻煩。當我把這件事告訴來自台灣東部的友人時，他們對張七郎遭國民黨政治謀殺無不悲傷落淚。
四大自由
一九四七年八月底當我和另外兩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台中的時候，也受到警察極大騷擾。由於騷擾太厲害我們不得不向台中市長報告，市長在向我們道歉後解釋說，由於有一項報告說有三名共產黨分子偽裝成一名教授和兩名學生潛進台灣島，我正好被認為是那名教授而另外兩人則是我的學生。
台灣人的心情並沒有改變。魏道明主政究竟能否成功還有待觀察。但是台灣百姓對一些半調子措施顯然不感興趣。台灣人希望民主，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希望正義。
事實上，他們所希望的正是我們所說的「四大自由」。（譯者註：即美國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