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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的最後階段
當我們再度重返高雄市區時，發現吉普車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因為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努力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後無人知其下落。這個女孩向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擄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因悲傷驚嚇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通常來說坐吉普車只需十分鐘就可以通過的市區某一部分，我們卻因為沿途不斷有民眾求救和陳情而花了將近一小時。我們首先返回了暴亂剛開始時我們停留的那家旅館，我們打算暫住那裡，但那裡的工作人員說他們沒有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品，而且也不知道哪裡可以獲得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只好轉移到後來我們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那家旅館，同樣地，沿途又再度多次受到民眾阻攔陳情。
鎮壓之餘不忘嫖妓
我們回到這家旅館顯然是一件很受歡迎的大事。那裡的唯一一些男子是比我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在旅館入口處和旅館房客談天。這些旅館房客都是女人。我向這些士兵像老朋友般地打了個招呼。交談中我表示這晚我們不打算住這裡，沒想到這句話換來婦女們一陣驚愕，於是我雖然還不明白個中原委，我就要我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這晚在這裡投宿。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老板娘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為首的一人手裡，不久後，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回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裡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訴說著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入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被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由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裡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慄。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後，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但這些國民黨軍人所幹的懦夫行為顯然不是在整個高雄市進行，而只是在某幾個地區。沒有人知道這是因為這幾個地區被認為暴亂特別嚴重，還是因為這只是某些國民黨士兵自己一時的衝動。但是不管什麼原因，國民黨軍隊這種行為畢竟在我們周遭製造了許多喪夫喪子的怨婦。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被帶往要塞的那一天晚上，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越四座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甲的機關槍子彈。
監獄人滿為患
第二天我們被旅館裡的人團團包圍住要求協助確定他們的親屬是否還活著，或是被關押在哪裡。所以我們就前往不同的監獄詢問。每一座監獄門口此時都擠滿了婦女，她們是在發現男性親屬被關押在這裡後攜帶衣服和食物來探望的。我們當然能夠保證那些被國民黨軍隊從旅館帶走的男子沒有參與暴亂，所以一兩天後他們也就返回了這棟旅館。
許多男子是在半夜三更身上還穿著睡衣的情況下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加上監獄裡又沒有睡覺的地方，使得他們個個都著了涼。同樣的，親屬因此必須給人犯送食物，盛裝食物的容器在食物送進去後被退還給等候在監獄大門外的婦女。
有一次，當我開著吉普車離開監獄時突然有人用英語高喊「THANK YOU」，離去時人群更聚集在路旁目送。很顯然，我們的努力受到他們感激。但是在這個令人難過悲慘的事件裡，我們所能夠做的實在太少了。
那位律師朋友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要塞認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驅車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又是一樁令人難過之事。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疾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片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包圍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展示給我看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要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要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再去那裡走一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到達那裡時，我們立刻和第一天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了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中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後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這一招奏效
我於是要求面見我曾經見過面的指揮官，正式向他表示我們的設備被用來做軍事用途因此我必須把這件事向南京報告。這一招果然奏效，他們立刻開始和各個哨所聯繫。 雖然還沒有查出下落，但是向我保證會在一個小時內完好的把備胎送還我們的旅館。我提醒他們已經做過同樣保證，因此這次保證也沒有多大意義。但無論如何他們指天誓地的向我保證這次絕對不一樣，很顯然這次他們是當真了，我於是滿意的離去。
在其他朋友共同協助調查下，我被告知那位律師朋友待在難民營裡，所以在一名軍官陪同下我們終於找到了他並且和他討論情勢。我非常謹慎地表達並不是要求釋放他，只是希望確定所有的事實真相都能在審判時被提出。我同時準備了一項聲明，表示我曾經見過他幾次面而且相信他是一名守法的公民。其他朋友也表示做了調查。由於他的良好關係，我們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在要塞裡受到良好照顧。
我們向律師朋友的妻子報告情況後返回旅館時，得知有一輛上面滿載全副武裝國民黨士兵的吉普車來到旅館找我們，但由於我們不在所以又帶著備胎返回營區，並且保證一個小時後會再來。這一次他們倒是真守信了，並且拿走了我簽的收據。
國民黨特務頭子
國民黨當局也繼續嚴密監視著我。我曾經被一名國民黨官員攔下，詢問我是否知道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高雄的人員。我回答說是的。這位國民黨官員於是說：「那好，有一名身穿『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制服的台灣人，在三月三號向某人索取十萬元台幣。」很顯然，他是在指我的翻譯。
我於是回答說：「沒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另外在高雄的唯一工作人員是一名台灣人，他也穿著『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制服。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更有甚者，他不是那種會到處詐騙要錢的人。所以不是有人偽裝『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制服詐騙，就是你的消息來源嚴重錯誤。」
這位國民黨官員於是向我道歉，並且說：「但是當然了，我們也不能不小心點。」
我回答說：「是的，的確如此。所以你如果再收到這類訊息時必須更加小心。」
回到旅館後我們把這件事描述給朋友聽後，才知道這位詢問我們的國民黨官員就是惡名昭彰的秘密警察頭子。
由於現在已很少聽到槍聲，我們猜想暴亂已經過去，但火車和電報仍然不通，因為所有電報線路已經被切斷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能通過軍事管道送出一項簡短訊息給我們在台北的辦公室，表示我們兩人都平安健康。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這個地區有一名醫生，他和他的妻子在台南。三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在 HAITO。根據總部調查顯示， HAITO 還是個危險地方，但是台南已逐漸恢復正常。由於我的腳扭傷還沒有痊癒所以無法一口氣開車開得太遠， 我們就在旅館僱請一個男孩開車送我們去台南。
台南成了死城
在路上我們被兩名中國男子和一名中國女子攔下，他們要求搭便車前往台南，我們答應了。原來，他們是在暴亂發生前一天從高雄的「東元旅社」逃出，準備從高雄步行前往台南的。
我們到達台南時，發現台南已是個死城。每一個街角都架設了機關槍，路上看不到一個平民。我開車穿越台南市街道的時候感到很不安全，因為國民黨士兵當中很多人不識字，因此我們那面白色的「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旗幟可能對他們毫無意義，他們說不定認為先射擊再詢問是可行的。
我們拜訪了幾處可能會有這名醫生消息的地方，最後肯定他已離開台南去執行他下階段的任務時，我們才返回高雄。
第二天我們去有三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在一家醫院工作的 HAITO。發現她們都平安健康，但是由於經歷過一些可怕經歷，她們都顯得非常不安。不過在見到我們時大大鬆了口氣，因為她們原來以為已經完全被遺忘了。我向她們指出，我們的電訊除了通過軍事單位和台北取得聯繫外，我們也被遺忘了。
三名護士的遭遇
由於她們曾經居住的旅館最初被抗暴群眾作為總部，因此受到國民黨軍隊格外注意。有一次她們在機關槍掃射中躲在入口處的一根大柱子後面，一枚子彈正好打中了這根柱子。當抗暴群眾被逐出這家旅館後，旅館裡就只剩下她們三名護士，國民黨軍人則乾脆進駐這家旅館。稍後這些國民黨軍人召來女子作樂而把這家旅館變成了妓院。這些國民黨軍人只在旅館待了一夜，但旅館的工作人員除了門房夫婦外，已全部逃光了。
這三名護士曾經給門房三千元去購買生活日用品，但就在我們抵達的前一夜，國民黨軍隊來到這家旅館追索這家旅館的老板，當門房表示不知道老板何在時，國民黨軍隊不但把他打了一頓而且還搶走這三千塊錢。三名護士於是向把她們安置在市鎮賓館的市長陳情，因為市長當時也住在市鎮賓館。但這樣一來卻惹來了更多麻煩。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為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醫生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市長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十一天才收到電報
我們返回高雄看看是否能和台北聯繫上。但還不等我們聯繫，第二天一封郵戳日期三月四號的電報已寄過來，上面寫著：「請你立刻返回台北」。由於電報已能夠進來，我們乃認為我們的電報也可以傳出，但是到電報局打電報時才發現，這封電報是由火車和汽車經過許多人之手，花了十一天時間才到達我們手上。
第二天我們返回 HAITO 把兩名加拿大籍護士帶回高雄，並且得到消息說，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會有一班去台北的火車。至於那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台灣人護士則已經脫離因為那名國民黨士兵死亡引起的麻煩，但由於她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那裡建立訓練課程的工作，所以決定留下來完成任務。
這些日子裡我曾經為了腳傷去看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的台灣人醫生，這一天他有幾名有趣的人求診。其中一人待在屋裡不肯離開，因為他擔心會被國民黨憲兵帶走。他們還訴說了國民黨軍隊擄掠的故事。一般來說國民黨軍隊的擄掠不僅僅是為了糧食和設備不足，而是為了把擄掠來的東西再轉手賣出去賺錢。因此之故，國民黨軍隊幾乎沒有放過對任何有價值東西的注意。
街頭死屍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索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蓮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和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 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索的目標。
第二天火車真的開動了，而我們也真的坐在其中。火車車廂由國民黨士兵把守，而且直到我十一月我離開台灣時，火車車廂兩端的座位還是由國民黨士兵把守著。此外當然了，火車站的所有重要出入口也全部由機關槍嚴密把守。
在我們上車時，一名國民黨官員也跟上了車子，他使用各種辦法希望知道我們對暴亂前和暴亂期間發生在台灣的事究竟知道多少。顯然地，他所得的印象是我們知道非常有限，由於他的英語流利和我們溝通毫無問題，最後終於放棄偵察我們「替共產黨工作」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當他痛加撻伐高雄市長時，我告訴他我們曾經應高雄市長要求，出面協助促成高雄停火。就在這名國民黨官員離去後不久，我們當中一人說：「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由共產黨引起的，遲早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台北更慘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掛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向盤都被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抵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串保證安撫反抗分子。然後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抵達後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屠殺。一卡車一卡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步槍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港兼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商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裡，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睪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後才被軍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 在河裡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騎腳踏車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用軍刀砍下，然後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萬華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入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准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入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裡的四五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後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